『民族』一詞見於【南齊書】(1)

  來源: 北方教育

眾所周知，我中華先賢前輩遣詞造句力求言簡意賅，行文力求流暢洗鍊，能用單字表達者，絕少使用雙字，故而古代漢語中名詞以單字爲多。民族之概念，在古籍中與之對應之詞有『人』、『民』、『族』、『類』、『部』、『種』等若干，而『民族』這一雙字詞，在古代漢語中的確是難覓蹤跡。多年以來，諸多學者試圖在浩瀚的古籍中找到其出處，但遍索經籍典冊，卻收效甚微。就中國學者而言，欲加深對民族研究領域諸多問題的認識，就必然要涉及到漢語『民族』一詞的出處、涵義與用法問題，因此，搞清漢語『民族』一詞之由來，具有十分重要的學術意義。
20世紀80年代，學者彭英明於漢代學者鄭玄之【禮記註疏】中，發現有『大夫不得特立宗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1）之語。但一覽便知，此處『民族』二字雖前後連綴，但並未組成一個名詞。與此同時，就職於中國社科院民族所的韓錦春、李毅夫等二位專家對『民族』一詞的出處、用法和含義等問題也極爲關注，並悉心搜求、研究有年，對相關史料、報刊和書籍進行了認真爬梳與摘錄，取得很多收穫。由於漢文典籍浩如煙海，一直未能在古籍中尋到出處。但終有斬獲，他們在中國近代的書刊中，發現多處『民』、『族』 二字連用組成一詞之情況，並將其最早出現時間確定爲1882年王韜所撰之【洋務在用其所長】。王韜云：『夫我中國乃天下至大之國也，幅員遼闊，民族繁殷，物產饒富，苟能一旦發奮自雄，其坐致富強，天下當莫與頡頏。』（2）而真正具有當今『民族』含義之出處，當屬梁啓超於1899年所撰之【東籍月旦】，中有『日本人十年前，大率翻譯西籍，襲用其體例名義，天野爲之所著萬國歷史，其自序乃至謂東方民族』；『蓋於民族之變遷，社會之情狀，・・・・・・及能言之詳盡焉』等語。（3）至於系統介紹西方學術界『民族』之定義，則始於1903年梁啓超撰【政治學大家伯倫知理之學說】，將德人布倫齊利的民族八大特質翻譯引進之時。（4）由於長期搜尋未果，『「民族」一詞不見於中華古籍』之提法被普遍接受。例如，中國民族學大家林耀華先生就認爲：我國『民族』一詞的使用是『受日語的影響，日人用漢字聯成「民族」一詞後，我國又從日語引入』。（5）由牙含章先生撰寫的【中國大百科全書・民族卷】中『民族』詞條綜合當時的研究成果，認爲漢語『民族』一詞在我國出現較晚，最早出現時間爲19世紀後半葉，普遍使用是在1903年梁啓超將瑞士-德國政治理論家、法學家布倫齊利（即伯倫知理，筆者注）的民族概念介紹到中國以後的事情。（6）我國大型權威工具書【辭源】中亦不見『民族』之詞條，其舶來身份似成定論。
至2001年，青年學者茹瑩根據其掌握的史料，認定『民族』一詞始見於唐代李筌所著兵書【太白陰經】之序言中，並撰【漢語『民族』一詞在我國的最早出現】，發表於【世界民族】。該文將史料原文予以摘錄，中有『智人得之以守封疆，挫強敵；愚人得之以傾宗社，滅民族』之語。茹瑩認爲：此處宗社與民族相對應，同爲並列結構，應理解爲『社稷』與『民眾』，原意可解釋爲『滅國亡族』。這裡的『民族』一詞雖不具現代民族的含義，但是漢語『民族』一詞絕非近代的『舶來品』。漢語『民族』一詞是爲中國本土詞彙，其最早出處，或即在於此。（7）
茹瑩之發現頗具學術價值。筆者亦一向抱定『「民族」一詞來自本土』說，只是苦於無史料支持。十分幸運的是，筆者最近在搜檢史料時，偶然發現【南齊書】列傳三十五【高逸傳・顧歡傳】中，『民族』二字赫然見於紙上，且含義亦與當今『民族』之所指十分接近。其云：
舟以濟川，車以征陸。佛起於戎，豈非戎俗素惡邪（耶）？道出於華，豈非華風本善邪（耶）？今華風既變，惡同戎俗，佛來破之，民有以矣。佛道實貴，故戒業可遵；戎俗實賤，故言貌可棄。今諸華士女，民族弗革，而露首偏踞，濫用夷禮，雲於翦落之徒，全是胡人，國有舊風，法不可變。（8）
此語出自道士顧歡。歡字景怡，一字玄平，吳郡鹽官（今浙江海寧縣西南）人，乃南齊著名道教學者，具體生卒年月已不可考。其上述言論意旨十分明確。『諸華士女，民族弗革』之『諸華』即『諸夏』，對之以『戎』、『夷』 、 『胡』，『民族』則必指生活於中原與江東之漢族無疑。而所謂 『士女』即成年男女，他們『民族』尚未改變，卻『濫用夷禮』；『翦落』乃『落髮爲僧』之意，『全是胡人』當理解爲『認定胡人全都正確』之意。顧歡認爲，國家原有風俗，不能輕易改變。
這裡『民族』一詞之含義，與當前我們經常應用的民族的含義幾乎相同，且在顧歡看來，民族變易之根據，就是『風』（風俗）和『法』（禮法）。說明在當時，以文化本位來區別民族的觀念便已被國人所接受並深入人心。關於『夷夏之辨』之理念，產生於春秋時期。由於不同族屬之間鬥爭劇烈，反映在當時中原華夏族士人階層心靈深處的便是『夷夏之辨』理念的形成。其主要代表人物就是儒家創始人孔子。他從政治統一的觀點出發，在【論語】中強調『夷夏之別』（9）；另一位儒家代表人物孟子則主張『用夏變夷』（10），即以傳播推行中原文教風習的方式使四夷接受中原文物衣冠、禮儀制度，以將其同化。從此『嚴夷夏之別』的思想成爲儒家主要傳統理念之一。到漢武帝時『獨尊儒術』，儒家學說占據統治地位，而作爲儒家重要理念，『嚴夷夏之別』更普及至社會各階層成員之中。顧歡出於道教立場，雖在表面看來似乎是在調和佛道兩教之紛爭，但實際上卻是以根植於中國傳統文化體系的『尊夏卑夷』觀點來抵制佛教，並重視對本『民族』文物、衣冠、風俗、禮法的保持。這就證明，南北朝時期在區別不同民族時，已運用以文化本位爲基礎的『華夷之辨』的認同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