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國璋漢語漢字思想研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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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劉勰指出，『文之為德也大矣，與天地並生者何哉？夫玄黃色雜，方圓體分，日月疊璧，以垂麗天之象；山川煥綺，以鋪理地之形：此蓋道之文也。仰觀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兩儀既生矣。惟人參之，性靈所鍾，是謂三才。為五行之秀，實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許國璋認為劉勰是在回答什麼是形成世界第一原理（道）的問題。而他的答案是，我們至少可以從道的表現形式（realization）來對它觀察，這就是道的『文』。 這個『文』不是客觀的天體地貌告訴人的，而是人對客觀世界認知以後形成的概念。許國璋把『劉勰的語言學理論』概括為一個從客觀世界到人的概念加工，再到語言，又到文字的模式（39頁），指出這一模式在承認客觀世界形和體的同時，充分肯定了人的認知作用，肯定了語言的主體性。
許國璋關於漢語的文化建構的論述給我們很深的啟迪。
中國公元前200年誕生的一部解釋詞義的語言學專著【爾雅】，對所解釋的詞語作了這樣的分類排列，即：釋詁――釋言――釋訓――釋親――釋宮――釋器――釋樂――釋天――釋地――釋丘――釋山――釋水――釋草――釋木――釋蟲――釋魚――釋鳥――釋獸――釋畜。從這樣一個排列體例來看，其順序依次是語言→人類社會的親屬――宮室――器具――音樂→自然界的天――地――山――水→生物界的草――木――蟲――魚――鳥――獸――畜，要言之，即語言→人→自然→生物，語言排在第一位。這顯示出語言在當時人們心目中的位置。在語言部分，【爾雅】或『舉古言，釋以今語』；或『約取常行之字，而以異義釋之』；或『道物之貌以告人』，如此細密地辨析詞義，反映出古人對語言意義的高度重視。【爾雅】反映的是中國先秦兩漢時期人的文化知識結構。在這個結構體系中，詞義的理解與闡釋占據了重要的地位。這種對語言意義的重視，其實不獨從【爾雅】始。在某種意義上，【爾雅】是對前代名物釋義的一種大匯編。 早在戰國時期（公元前475年至前221年），語義的解釋就成為人們認識世界、體驗世界的一種重要方式。如【尸子】中將一對一的同義互訓匯通為一對多，多對一的語義闡釋方式。這種語義闡釋方式在【爾雅】中蔚為大觀。古人將自己對世界萬象聚散離合、有機統一的理解，透過語義的匯通與條理固定下來。詞義系統成為人的世界藍圖，語言觀成為人的世界觀的基礎，這就說明【爾雅】何以以語言為其發端了。
中國古人對語言的重視顯然出於他們對語言本體論意義的一種獨特的感受。從哲學意識萌動的時候起，中國人就始終把人看作世界和宇宙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並非中心的部分。中國傳統哲學中的『人』和『我』的概念的基本特徵在於它們不僅有人類學的含義，而且有宇宙論的含義。人與世界的本質關係及由之而來的認識關係，莊子在【齊物論】中非常精練地表達了：『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也正是因為如此，中國人並沒有截然區分人與世界的自然關係和人文關係，相反，他們倒是早就看出這兩種關係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無法非此即彼地截然分開。人與世界的關係決不是單方面的，而是全方位的。體現和維繫人與世界的這種多方位關係的語言，因而也非純粹的符號系統和工具――
語言是人性的表現。孔子說：『不知言，無以知人也。』（【論語・堯曰】）在古人眼裡，『人之所以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為人。』（【春秋穀梁傳】）
語言是天道的表現。古人認為，『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葉。維其根本乎道，所以發之於文，皆道也。三代聖賢之章，皆從此心寫出，文便是道。』（【朱子語類・卷百三十九）
語言是事物本質的表現。許慎說：『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蹄之跡，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說文解字・序】）在古人看來，文字的產生，是由於從鳥獸的足跡領悟到不同的紋理可以互相區別，因而有必要，也有可能對萬事萬物的『紋理』加以抽象和區別。所以，『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而『文者，物象之本也。』經過象形――象徵的抽象過程的文字圖象，已不再是事物的自然之形，而是凝聚着人的概括的事物本質。
語言是治理天下、教化人倫的基礎。古人對語言在一個社會組織中的維繫作用有深刻的理解。易曰：『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因而『一言可以興邦，一言可以喪邦』成為春秋時代的一種社會警醒意識。孔子把正百事之名作為他為政的首要之事。他說：『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論語・子路】）古人又把語言作為一種社會政治的象徵。在他們看來，歷史上既有『結繩之政』，又有『八卦之政』，然後是『書契之政』。所謂『古者伏犧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尚書・序】）【周易・繫辭】這樣評價語言文字的治理天下的作用：『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是【易】卦名，這裡作事物的畫象。正由於語言文字概括了事象而又條理了事象，掌握文字就掌握了一種世界秩序，從而人人明理習儀，天下才得以治理。古代的統治者深諳此理，如【周易・卦】所言：『，揚於王庭。』【五經文字敘】解釋說：『，決也。王庭孚號，決之大者，決以書契也。』這就是說，統治者總是利用文字下判斷，在王庭上公開號召。許慎的解釋更明確：『言文者宣教明化於王者朝廷，君子所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也。』（【說文解字・序】）文字不僅是『宣教明化』之本，而且由於懂得文字可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說文句讀】），可以『令行禁止』明其忌，所以王者對『能文者則祿加之』。
總之，天道人性，流於語言，化成萬物。古人『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正因為語言在古代中國人的心目中據有如此重要的本體論地位，所以古人論文辭才有『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倫之敘，窮理盡性，以究萬物之宜者也』的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