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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夏先民在東亞特殊地理環境的作用下，形成同質的大板塊，由此建立起來的古代超級帝國的規模效應，形成了抗衡、適應外部環境挑戰的強大生命力。另一方面，帝國的科舉制度雖然強化了文化同質性，有助於文化生命的傳承，但也造成文化變異能力較弱，這是二十世紀中國近代化挫折的重要原因。
中國現在正處於非常重要的歷史轉變時期。幾年前我曾到新加坡國立大學做學術訪問，記得他們的研究部主任見到我的第一句話就是：『你是從中國來的，現在你們中國的國運很好。』這使我想到了一個民族和個人一樣，都是有它的命運的。鴉片戰爭和洋務運動以後的這一百四十年，我們民族充滿着災難、矛盾與深重的困境。大家都說，最近的三十年是自洋務運動以來一百四十年中最好的時期。自二十世紀初期以來，由於國難深重，人們自然要追究傳統文化的責任，知識分子中佔主流的是激進的反傳統主義態度，五四思想先驅者喊出的『打倒孔家店』，『把線裝書扔到茅坑裏去』的口號曾經引領了好幾代人。改革開放以來，隨着國力的強大，我們民族的自信心逐漸增強。這些年來，中國人對自己傳統文化的態度開始出現重大拐點。政府每年都祭祀黃帝陵，炎黃帝被視為中華民族的人文先祖，從官方到民間，均出現了回歸傳統文化的可喜變化。儒家文明越來越成為公眾關注的學術問題。今天我想談的是，從傳統、歷史來看，儒家文明的生命力究竟何在。從歷史上看，它有什麼優勢與弱點。
一、從地理環境看儒家文明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每個民族都是在適應自身環境的過程中形成自己的文明特色的。人類自古以來，除了華夏文明，還有希臘文明、兩河文明、尼羅河文明，還有印度文明，這些都是在不同環境下逐漸形成並獨立發展起來的古老文明。與其他古老文明相比，老實說，我們的華夏文明並不是最早的文明。六千年以前的兩河文明，以及五千五百年以前的尼羅河文明，都先後有了金屬的使用、定居城市與文字發明。然而，尚沒有充分證據表明，我們黃河流域的先民在四千多年以前已經使用了文字。我們古代的金屬使用也更晚些。然而，我們可以自豪的是，我們的文明是迄今為止所有古代文明中唯一沒有中斷過的文明。幾乎所有那些古老的文明已經消失在歷史的黑暗中。大家知道，兩河文明是被亞述人征服的，古埃及的文明是遭遇亞歷山大東征與伊斯蘭擴張而夭折的，現在的埃及人並不是古代法老的直系後代，古代埃及文字已經沒有人能認識了。馬克思曾經說過，印度的歷史自古以來就是征服者的歷史，或者是被征服的歷史。與這些古代文明的命運不同，中國的方塊字，從發明開始，一直沿用到現在，中國的編年史，從公元前841年開始，一直到今天，一年也沒有中斷過。西方人曾把孔子排在人類最有影響力的思想家中的第一位，西方人未必認為孔子的思想就比亞裏士多德、柏拉圖、蘇格拉底更為深刻，然而，孔子思想影響的持續力確實是世界第一，從公元前五世紀一直延續至今，影響了七十幾代中國人，南宋時，孔子的後人是五十一代孫，現在孔子的後代大概到八十代了。中國文明經歷兩千年，仍然保持文明性格的一貫性，確實是世界上持續力最強的文明。
為什麼在二十幾種各自獨立發展起來的古老文明中，只有中國的文明持續存在下來？這首先與華夏的地理環境有關。從地理上可以看到，華夏的中原地區遠離地中海。眾所周知，古希臘、兩河文明可以通過地中海進行頻繁交流，形成此起彼伏的文明大合唱。許多古希臘哲學家都到過埃及與巴比倫。印度離他們稍遠一點，但是印度和地中海之間沒有不可逾越的屏障，印度也很容易參與到這種文化交流之中。只要越過印度西北部的一個山口，古代的亞利安人、突厥人、波斯人、阿拉伯人，都可以從這裏浩浩蕩蕩進入恆河平原，在恆河平原上留下文化的烙印。
然而，古代華夏則處在遙遠的東方，它雖然得不到與其他文明互動碰撞出來的文化成果，但也避免了其他蠻族對我們這個新興農業民族的侵擾、破壞、干擾、挑戰和壓迫，使我們這個民族在遠離地中海風暴的靜靜港灣中休養生息，並獨立生長出來，直到華夏民族發展生成一個古代泱泱大國。
嚴酷的地理屏障，也使我們與其他發達的古代文明之間的交流非常困難。在我們的西南，是世界屋脊青藏高原。梁啓超曾經說過一句很有意思的話：假如沒有喜馬拉雅山，亞歷山大就有可能進入中國，中國的歷史將會重寫。在我們文明的北部，寒冷的西伯利亞根本無法使人類生存，在我們華夏文明圈的東部，浩瀚的海洋是比沙漠更嚴峻的地理屏障，在我們的南部，是熱帶的叢林與橫斷山脈。也許人們會說，漢代張騫、唐代玄奘不是到西域去了嗎？元代馬可·波羅不是也到中國來了嗎?但是反過來想一想，這些人，五百年才出現一兩個，兩千年來，一共就那麼幾個人。先秦的典籍可以說汗牛充棟，然而無論在【三海經】、【論語】、【莊子】、【荀子】中，都很難找到有關其他古代文明的記載。外部的文明世界，希臘、羅馬、埃及到底怎麼回事？我們古人不知道。我們的古代文明，主要是是靠華夏祖先的智慧，在極度缺乏外部文化營養的條件下，獨立發展起來的，並最終形成以儒家思想大一統為特點的帝國。文化的相對獨立，某種意義上說也是中國的古代文明得以持續下來的重要因素。
二、古代超級帝國的規模效應
大家知道，在古代華夏地區，我們的北方曾有着越來越強大的民族對華夏民族的挑戰。所幸的是，華夏文明發展成強大的秦漢大帝國以後，北方的游牧民族才逐漸興起，並不斷地發動對儒家文明世界的挑戰。秦漢大一統以後的儒家文明絕對可以說是古代文明世界中的超級帝國。它的總面積要超過希臘、巴比倫、埃及等文明的總和。
這個超級帝國為什麼能夠形成？其形成對我們文明的持續性有什麼關係？這就要談到古代華夏各地的小共同體的同質性問題。古代中原地區，黃河流域出現了很多支流，比較適宜於農業發展，在整個黃河流域，早在新石器時代起，就密密麻麻、星羅棋佈地散佈着無數先民生活的遺址。這些文明遺址的陶陶罐罐都差不多。這也說明，先民的生活方式都差不多，而且彼此之間沒有不可逾越的地理屏障，這些廣泛散佈在黃河中上游到下游地區、從事早期農耕、生產形態與生活方式大同小異的同質性的小共同體，在後來就形成為很多不同國家，但這些小共同體都是從事農耕，彼此在價值觀、語言、風俗與生活方式以及經營方式上也比較接近，正因為彼此相近，又沒有巨大的地理屏障使之相互隔絕，在互相交流過程中，很容易匯合成一個同質的大板塊。到周滅商時，群起從周的有八百多個諸侯國，但是到春秋時就只有一百多個國家了，到戰國時期只剩七個國家了，到秦漢則發展為具有巨大規模的超級帝國。
這個共同體後來被秦朝統一以後，形成了一個巨大的人口資源和規模效應。秦朝統治者建立起統治以後，又利用國家強大的力量，強行推行文化普及，書同文，車同規，形成巨大規模。而北方游牧民族還沒有強大到對華夏民族形成挑戰以前，秦帝國已經以巨大的人口數量，巨大的資源優勢，以及文化力量，形成了對抗外來挑戰的巨大優勢。當然，隨着帝國在中原地區擴展開來，長江流域、珠江流域也逐漸發展起來，它把文明的基因逐漸帶到了南方。
大帝國的形成，對中華民族長期生命力的延續，功不可沒。游牧民族從北方下來的時候，要經歷那麼大的困難，最後才能到達南方。這個過程往往要幾十年，在這一漫長過程中，游牧民族的文化性格也發生了很大變化，對華夏民族的破壞力大大減少，後來，華夏文明的巨大規模效應形成的虹吸力，使這些北方游牧或半游牧民族都參加到了民族大家庭中來，成為民族共同體的一部分。
一旦形成超級大帝國，我們民族的文化生命就得以進一步保障，國家可以通過中央集權體制，強化對資源的動員能力，興修大型水利，對社會的賑災與對危機的統籌能力也得到增強。巨大的規模效應也有利於對邊緣地區未開化的落後部落的文化『虹吸』作用，同化能力也進一步發展，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華夏民族的巨大規模效應，是這一文明持久生存能力的重要原因。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十三世紀初在大漠以北崛起的蒙古族對儒家文明的挑戰，可以說是歷史上最嚴峻的挑戰，當時的儒家文明已經非常成熟了。士大夫階層在為蒙古人效忠的過程中，引導他們推行漢法，他們運用蒙古人能夠理解的語言，說服蒙古人，引導蒙古人，使蒙古人逐漸改變了原有習性。由於儒家文明幅員廣大，從成吉思汗第一次進入中原地區，一直到蒙古人滅金，到忽必烈征服南宋，大概有六十年時間，從1213年到南宋滅亡的1279年打到廣州時，蒙古統治者經歷了四代。忽必烈在漢族士大夫的影響下，已經全面接受了漢法。蒙古族後來也成為中華大家庭的一員，這也可以說是傳統文化生命持久歷史中值得一提的事情。
三、儒家天道觀對皇權的制衡作用
大家知道，中國人有一個代替宗教的東西，那就是儒家的天。天相當於宗教中上帝一樣的最高存在。它不是人格化的神，但它是無所不在的，具有懲惡揚善的超自然的巨大威力。在中國古代儒家哲學中，根據儒家的哲學預設，統治者天子之所以獲得統治天下的權力，是天命所賦。然而，只有當天子的行為符合天的意志時，其統治的合法性才能夠保持下來。而天意又是與儒家的道德同一的，如果當政者一意孤行，違背天意即儒家的道統，那麼他就失去了合法性。天人相應，具有了很重要的政治意義，這就是古代的天命觀。天是有意志的。天的意志表現在什麼地方呢？天命無常，唯道是處。這個道，就是儒家的聖人之道。聖人之道是儒家人倫道德的體現。這樣，儒家就形成了一種特殊的政治邏輯：人君只有順應天道，才能具有合法性，而天道即聖人之道，就是儒家的道統，因此，就形成這樣一個命題，即聖人之道是高於君統的，那就是儒家所說的『從道不從君』的觀念。儒家把王道，上升到宇宙最高本體的地位，以此來約束王朝的統治者。在許多古代文明中，統治者就是上帝意志的體現，君統與道統合二為一。而在儒家文明中，儒家的天命觀認為，道統無條件高於君統；一旦統治者失德，就會受到上天的懲處，因此，只有統治者以儒家的道德來進行統治，用聖人之道來規範自己的行為，即施仁政，才能保持上天對自己的信任。儒家認為，『天之樹君，本為下民』，『民為重，君為輕』，『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老百姓的利益體現為天意，儒家文化不是無條件為皇帝辯護，這是中國儒家文明十分獨特的現象，是其他民族所沒有的。
正是儒家的這種立場，形成了千百年來以儒家安身立命的士大夫知識分子階層的精神支撐點與道德力量。統治者為了統治國家，就必需一大批士大夫來當官，而士大夫受到儒家文化薰陶，在輔佐皇帝統治社會的時候，始終有一種道德的自主性，這種道德的自主性形成的社會輿論，就是所謂的清流，也就是社會上以儒家為本位的話語權。歷代儒家士大夫知識分子正是運用這一話語權，來批判、抵制帝王違反道統的行為。我們在儒家文化中發現了一種精神資源；在很多士大夫看來，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殺生成仁，捨生取義，就是天道的召喚，就是實現自身的人生價值。必須承認，這種以道統觀為主的殉道精神，並不總是起作用的。這可能與儒家文化中『從道不從君』與『君尊臣卑』的悖論有關。但是不管怎麼樣，我們必須承認，這種道德的自主性，使得士大夫階層有了思想武器，從天道觀中找到了制約皇權的立足點。正是這個立足點，使得中國的文明始終保持着一種道德立國的立場與精神。無論經過多少次改朝換代，在中國人的文化生命中，道統高於君統的精神並沒有改變。這也是中國歷史上值得注意的文化現象。
四、科舉制度對儒家文化生命力的雙重影響
自隋唐以來，中央帝國發展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科舉制度，這套制度極大強化了儒家文明的文化同質性，因而也對儒家文明的歷史延續與文化生命的傳承起到重要作用。
科舉制度的重要作用，可以從社會學角度來解釋。大家知道，中國在傳統王朝時代，作為政治精英的官僚，作為文化精英的士紳階層，以及作為經濟精英的地主鄉紳之間，存在着相當頻繁廣泛的橫向流動，另一方面，社會底層向社會精英層的流動同樣十分頻繁。這種縱向與橫向的社會對流是前現代人類社會中極為少見的。這個對流是怎麼實現的？主要是通過科舉制來實現的。因為中國古代，任何人，除了賤民以及少數規定人群外，幾乎所有社會階層都能夠通過學習儒家的經典，然後參加科舉考試，取得秀才、士紳等地位；士紳又可以通過進一步的科舉考試，成為官僚階層；官僚到一定時候要退休，退休後雖然還有士紳身份，但已經是一介平民了。同時，在中國還有一個特別的制度，就是均產制。一個地主有一百畝土地，他有五個兒子，在中國古代，他的財產一定要平均分成五份，從一百畝到二十畝，就是一代時間，如果再有五個兒子，他就變成四畝土地了。均產制是使社會階層往下流動的一個很重要的制度。所以，在中國古代，社會的流動頻繁，頻繁到什麼程度呢？我可以舉兩個例子。統計表明，宋朝的官員中，50%以上，三代前沒有人當過官，也就是說，大部分的宋朝官員是貧寒家庭出生。另一個例子，就是整個明朝 276年中，大約有兩萬名舉人，兩千名進士，在這些舉人和進士中，43%的人出生於貧寒家庭。這些數字足以說明社會階層間的對流程度。這個對流造成了什麼結果呢？那就是，中國古代社會成為階層開放度高的社會。在古代，一般都是貴族社會，包括日本、印度和歐洲，階層與階層之間非常封閉。而中國古代社會的對流程度很高。對流程度高，對儒家文化的生命力到底有什麼關係呢？首先，統治階層一直處於吐故納新的過程中。科舉制度至少對形成這種延續王朝生命的新陳代謝，起到了一定作用。其次，科舉制度所產生的流動性，使得文化與知識的普及面高於一般的貴族社會。由於讀書的功利性激勵，教育覆蓋面大大擴展，整個社會具有了獲取強大知識的激勵機制。第三個方面，科舉制度使儒家文化的價值觀念能夠廣泛地被大眾社會接受。中國也成為儒家文化為主流的一統天下。正是在上述意義上，科舉制度具有強化文化大一統的功能，而文化的大一統也強化了同化能力，它起到一種對社會各階級的『虹吸』作用。
另一方面，科舉要求的是求同思維，久而久之，士大夫知識分子的思維方式、群體心理，重守成而輕創新，甚至把一切變異都看作是對儒家經典的背叛，這就造成文化變異能力較弱，社會文化缺乏活力。這個問題大家都很清楚，這是近代以來中國落後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也是二十世紀中國近代化遭受挫折的重要原因。梁啓超1894年曾走遍北京的書鋪，想買一張世界地圖，居然沒有找到。那時候，鴉片戰爭已經過去半個多世紀。為什麼會這樣？當時的士大夫知識分子學世界地理沒有用，因為科舉考試不需要考世界地理。這就造成了中國人對外部世界客觀知識的認識，要遠遠低於日本人。有人做過統計，在甲午戰爭時代的日本，日本思想家福澤諭吉寫過一本小冊子，是介紹西方文明的，一年時間裏銷量達到25萬冊。但是在中國，洋務運動派在江南製造局印行的介紹西方科學技術的各種書籍，三十年來只賣掉一萬多冊。這個數據很有意思。當時日本人口只是中國的十一分之一，日本的領土面積只有中國的二十五分之一。這些數據非常深刻地說明，科舉制度給中國造成的一個後果，就是整個士紳階層對西方文化沒有任何興趣，儘管西方那時候已經強大到對中國構成嚴重威脅。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我們特殊的地理環境裏產生的儒家文明形態，具有特殊的優勢，但是這種優勢也同樣是一種潛在的缺陷。這種缺陷在中國古代並沒有產生嚴重的消極後果。但是到了西方對中國發出咄咄逼人的挑戰後，它的消極性逐漸表現出來。而中國文明的保守性也和儒家文化的特點有密切關係。正因此，五四運動開始逐漸形成了對儒家文化強烈批判的思潮，五四的愛國知識分子就是把批判傳統文化作為救亡圖存的一種起點的。陳獨秀當年就說過：我寧願忍受過去國粹的消亡，也不忍現在和將來的民族不能適合於生存而絕滅。這種觀念實際上從五四開始一直延續下來了。這種思想多多少少受到了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影響，也造成了嚴重的後果。今天重新回顧歷史，我們應該以更客觀、更冷靜的態度來反思歷史，尤其要從中國傳統文化中汲取精華，以獲取我們走向現代化過程中的一些新資源。
如果要談二十一世紀的中國文明，我想，如果我們民族一方面保持着華夏時期就已經形成的規模效應的優勢，另一方面，通過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多元競爭機制的發育成熟，社會的文明進步與個人的微觀活力能持續保持下去，那麼，中華文明的復興就有極為廣闊的前景。
【蕭功秦小傳】
蕭功秦
湖南衡陽人，1981年南京大學歷史系研究生畢業，上海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海峽兩岸學術交流促進會學術委員，台灣大學【政治科學論叢】編輯委員。主要研究二十世紀中國政治史、當代中國轉型政治研究、中國文化史等等。曾赴美國、德國、瑞士、法國、新加坡以及中國香港和台灣地區訪學，專著有【中國的大轉型】（2008）、【蕭功秦集】（1995）、【儒家文化的困境】（1986）、【歷史拒絕浪漫：新保守主義與中國現代化】（2001）、【危機中的變革：清末現代化中的激進與保守】（1999）等多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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