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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凤凰网 汉代经学对法律曾产生重大影响。前人很早就注意及此，并以“引礼入法”和“《春秋》决狱”来概括。这基本是符合史实的，也把握住了它的主要特征。但就深入研究以经治国而言，却还远远不够。为了全面分析它的影响、作用及原因，本文即着重讨论汉王朝对于法律的基本态度及其立法精神和“《春秋》决狱”等，并就“引礼入法”的得失问题谈谈一些粗浅看法。
一、“宽猛并施”的基本态度
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汉代法律在许多方面发生了明显变化。其中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对于法律的基本态度出现了重大转变。从有关记载看，汉王朝已不再像秦代那样一味强调暴力，而是提倡“宽猛并施”，把刑罚与教化相互结合起来。
汉代自武帝开始，统治者根据经学便强调对法律应“宽猛并施”。如武帝明确提出，“劝善刑暴”乃至治之道。因而一方面“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坛，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然可述”（《汉书・武帝纪》）；另一方面，又重用酷吏，极尽其严刑酷法之能事――“自郅都、杜周十人者，此皆以酷烈为声。”（《史记・酷吏列传・太史公曰》）甚至为镇压农民起义，竟颁布所谓《沉命法》。《史记・酷吏列传》:“群盗起不发觉，发觉而捕弗满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宣帝也公开宣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汉书・元帝纪》）东汉建立后，也同样是王霸并用，宽猛相济。如章帝时，司空第五伦指出:
光武承王莽之余，颇以严猛为政，后代因之，遂成风化。郡国所举，类多办职俗吏，殊未有宽博之选以应上求者也。陈留令刘豫，冠军令驷协，并以刻薄之姿，临人宰邑，专念掠杀，务为严苦，吏民愁怨，莫不疾之。而今之议者反以为能，违天心，失经义，诚不可不慎也。（《后汉书・第五伦传》）
因为经学虽反对严刑峻法，但却并非不要刑法，只不过有一个“德主刑辅”的先决条件而已。例如《五经》中的《尚书》，就曾提出安治“百姓”应重视刑法:“在今尔安百姓，……何敬非刑？”孔子也说:“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手足。”（《论语・子路》）而且，他还明确提出宽猛相济的理论。《左传》昭公二十年载:
仲尼曰:“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
所以，尽管汉王朝宣扬德治，史籍上仍一再出现他们要求重刑的记载。
昭帝时，盐铁会议，桑弘羊便代表汉王朝公开宣称:“令者所以教民也，法者所以督奸也。令严而民慎，法设而奸禁。……是以古者作五刑，刻肌肤而民不逾矩。”（《盐铁论・刑德》）东汉初年的梁统，也上疏提出“宜重刑罚”，他说:
闻圣帝明王，制立刑罚，故虽尧舜之盛，犹诛四凶。经曰:“天讨有罪，五刑五庸哉。”又曰:“爰制百姓于刑之衷。”孔子曰:“刑罚不衷，则民无所厝手足。”衷之为言，不轻不重之谓也。
《春秋》之诛，不避亲戚，所以防患救乱，全安众庶，岂无仁爱之恩，贵绝残贼之路也。（《后汉书 ・梁统传》）
又马严也曾要求章帝“宜敕正百司，各责以事，州郡所举，必得其人。若不如言，裁以法令”。并征引《左传》说:“上德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故火烈则人望而畏之，水懦则人狎而D之。为政者‘宽以济猛，猛以济宽’。”（《后汉书・马援传》）班固撰《汉书・刑法志》则论述说:“爱待敬而不败，德须威而久立，故制礼以崇敬，作刑以明威也。……圣人因天秩而制五礼，因天讨而作五刑。”还有，东汉后期的王符、仲长统、崔等，同样都提出过重刑。尤其是王符，曾针对“德化可独任”的观点着重指出:
议者必将以为刑杀当不用，而德化可独任。此非变通者之论也，非叔世之言也。夫上圣不过尧舜，而放却四子；盛德不过文武，而赫斯怒。《诗》云:“君子如怒，乱庶遄沮；君子如祉，乱庶遄已。”是故君子有喜怒也，盖以止乱也。（《潜夫论・衰制》）
当然，以上事例，桑弘羊的说法有着浓厚的法家色彩，王符等人的主张也有着特殊的时代背景，即所谓“叔世用重典”（《汉书・刑法志》载:“昔周之法，建三典以刑邦国，诘四方:一曰，刑新邦用轻典；二曰，刑平邦用中典；三曰，刑乱邦用重典。”）。但尽管如此，这也说明在宽猛并施的基本态度下，汉代统治者对于法律的重视。
由此，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什么汉代以经学治国，许多官吏还能以任法而著称。例如王温舒，迁为河内太守，部吏“捕郡中豪猾，相连坐千余家。大者至族，小者乃死，……至流血十余里”（《汉书・酷吏传・王温舒》）。再如沛相王吉，“专选剽悍吏，击断非法。若有生子不养，即斩其父母，合土棘埋之。凡杀人皆磔尸车上，随其罪目，宣示属县。夏月腐烂，则以绳连其骨，周遍一郡乃止，见者骇惧。视事五年，凡杀万余人。其余惨毒刺刻，不可胜数”（《后汉书・酷吏传・王吉》）。更有甚者，某些酷吏还把任法严酷作为经验来告诫后代――
丈夫为吏，正坐残贼免，追思其功效，则复进用矣。一坐软弱不胜任免，终身废弃无有赦时，其羞辱甚于贪污坐臧。慎毋然！（《汉书・酷吏传・尹赏》）
因而在某些“醇儒”看来，这已经完全超出了他们能够接受的范围。如元帝时，贡禹就曾愤怒地指责说:
武帝始临天下，尊贤用士，开地广境数千里，自见功大威行，遂从耆欲，……是以天下奢侈，官乱民穷，盗贼并起，亡命者众。郡国恐伏其诛，则择便巧史书习于计簿能欺上府者，以为右职；奸轨不胜，则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使居大位。……故俗皆曰:“何以孝弟为？财多而光荣。何以礼义为？史书而仕宦。何以谨慎为？勇猛而临官。”（《汉书・贡禹传》）
宣帝时，重用“文法吏”，盖宽饶也批评说:“方今圣道废，儒术不行，以刑余为周召，以法律为《诗》《书》。”（《汉书・盖宽饶传》。按:即使是所谓“名儒”，其用法亦颇多严刻。如魏相、萧望之、于定国等，宋人洪迈《容斋随笔》卷六《魏相萧望之》就曾经严厉批评说:“赵广汉之死由魏相，韩延寿之死由萧望之。魏、萧贤公卿也，忍以其私陷二材臣于死地乎？杨恽坐语言怨望，而廷尉当以为大逆不道。以其时考之，乃于定国也。史称定国为廷尉，民自以不冤，岂其然乎？宣帝治尚严，而三人者，又从而辅翼之，为可恨也！”由此也启迪我们:至少在西汉中期，所谓“德主刑辅”在很大程度上应当说是“刑主德辅”。）再就“酷吏”而言，范晔也感慨说:“汉世酷能者，盖有闻也。皆以敢捍精敏，巧附文理，风行霜烈，威誉煊赫。与夫断断守道之吏，何工否之殊乎！”（《后汉书・酷吏传・论曰》）显而易见，这正是汉王朝对于法律的基本态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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