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5-25 18:50
圣叹外书
原夫书契之作，昔者圣人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其端肇于结绳，而其盛肴而为『六经』。其秉简载笔者，则皆在圣人之位，而又有其德者也。在圣人之位，则有其权，有圣人之德，则知其故。有其权而知其故，则得作而作，亦不得不作而作也。是故，『易』者导之使为善也，『礼』者坊之不为恶也，『书』者纵以尽天运之变，『诗』者衡以会人情之通也。故『易』之为书行也，『礼』之为书止也，『书』之为书可畏，『诗』之为书可乐也。故曰：『易』圆而『礼』方，『书』久而『诗』大。又曰：『易』不赏而民劝，『礼』不怒而民避，『书』为庙外之几筵，『诗』为未朝之明堂也。若有『易』而可以无『书』也者，则不复为『书』也。有『易』有『书』而可以无『诗』也者，则不复为『诗』也。有『易』有『书』有『诗』，而可以无『礼』也者，则不复为『礼』也。有圣人之德，则知其故，知其故，则知『易』与『书』与『诗』与『礼』，各有其一故，而不可以或废也。有圣人之德，而又在圣人之位，则有其权。有其权，而后作『易』，之后，又欲作『书』，又欲作『诗』，又欲作『礼』，咸得奋笔而遂为之，而人不得而议其罪也。
无圣人之位，则无其权。无其权而不免有作，此仲尼是也。仲尼无圣人之位，而有圣人之德，有圣人之德，则知其故，知其故而不能已于作，此『春秋』是也。顾仲尼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斯其故何哉。『知我惟「春秋」』者，『春秋』一书，以天自处学『易』，以事繁日学『书』，罗列与国学『诗』，扬善禁恶学『礼』。皆所谓有其德而知其故，知其故而不能已于作，不能已于作，而遂兼『四经』之长，以合为一书，则是未尝作也。夫未尝作者，仲尼之志也。『罪我惟「奉秋」』者，古者非天子不考文，自仲尼以庶人作『春秋』，而后世巧言之徒，无不纷纷以作。纷纷以作既久，庞言无所不有，君读之而旁皇于上，民读之而惑乱于下，势必至于拉杂燔烧，祸连『六经』。夫仲尼非不知者，而终不已于作，是则仲尼所为引罪自悲者也。或问曰：『然则仲尼真有罪乎』答曰：『仲尼无罪也』仲尼心知其故，而又自以庶人，不敢辄有所作，于是因史成经，不别立文，而但于首大书『春王正月』，若曰：
『其旧则诸侯之书也，其新则天子之书也。取诸侯之书，手治而成天子之书者，仲尼不予诸侯以作书之权也，仲尼不肯以作书之权予诸侯，其又乌肯以作书之权予庶人哉。是故作书，圣人之事也。非圣人而作书，其人可诛，其书可烧也。作书，圣人而天子之事也。非天子而作书，其人可诛，其书可烧也。何也。非圣人而作书，其书破道。非天子而作书，其书破治。破道与治，是横议也。横议则乌得不烧。横议之人，则乌得不诛。』
故秦人烧书之举，非直始皇之志，亦仲尼之志。乃仲尼不烧，而始皇烧者，仲尼不但无作书之权，是亦无烧书之权者也。若始皇烧书而并烧圣经，则是虽有其权，而实无其德。实无其德，则不知其故。不知其故，斯尽烧矣。故并烧圣经者，始皇之罪也。烧书始皇之功也。无何汉兴，又大求遗书，当时在廷诸臣，以献书进者多有。于是四方功名之士，无人不言有书，一时得书之多，反更多于未烧之日。今夫自古至今，人则知烧书之为祸至烈，又岂知求书之为祸之尤烈哉。烧书而天下无书。天下无书，圣人之书所以存也。求书而天下有书。天下有书，圣人之书所以亡也。烧书，是禁天下之人作书也。求书，是纵天下之人作书也。至于纵天下之人作书矣，其又何所不至之与有。明圣人之教者，其书有之。叛圣人之教者，其书亦有之。申天子之令者，其书有之。犯天子之令者，其书亦有之。夫诚以三代之治治之，则彼明圣人之教，与申天子之令者，犹在所不许。何则。恶其破道与治，黔首不得安也。如之何而至于叛圣人之教，犯天子之令，而亦公然自为其书也。
原其由来，实惟上有好者，下必尤甚。父子兄弟，聚族撰著，经营既久，才思溢矣。夫应诏固须美言，自娱何所不可。刻画魑魅，诋讪圣贤，笔墨既酣，胡可忍也。是故乱民必诛，而『游侠』立传。市侩辱人，而『货殖』名篇。意在穷奇极变，皇惜刳心呕血。
所谓上薄苍天，下彻黄泉，不尽不快，不快不止也。如是者，当其初时，犹尚私之于下，彼此传观而已。惟畏其上之禁之者也。殆其既久，而上亦稍稍见之。稍稍见之，而不免喜之，不惟不之禁也。夫叛教犯令之书，至于上不复禁而反喜之，而天下之人，岂其复有忌惮乎哉。其作者，惊相告也。其读者，惊相告也。惊告之后，转相祖述，而无有一人不作，无有一人不读也。于是而圣人之遗经，一二篇而已。诸家之书，坏牛折轴不能载，连阁复室不能庋也。天子之教诏，土苴之而已。诸家之书，非缥缃不为其题，非金玉不为其签也。
积渐至于今日，祸且不可复言。民不知偷，读诸家之书，则无不偷也。民不知淫，读诸家之书，则无不淫也。民不知诈，读诸家之书，则无不诈也。民不知乱，读诸家之书，则无不乱也。夫吾向所谓非圣人而作书，其书破道，非天子而作书，其书破治者，不过忧其附会经义，示民以杂，测量治术，示民以明。示民以杂，民则难信。示民以明，民则难治。故遂断之破道与治是为横议，其人可诛，其书可烧耳。非真有所大诡于圣经，极害于王治也，而然且如此。
若夫今日之书，则岂复苍帝造字之时之所得料，亦岂复始皇燔烧之时之所得料哉。是真一诛不足以蔽其辜，一烧不足以灭其迹者。而祸首罪魁，则汉人诏求遗书，实开之衅。
故曰：烧书之祸烈，求书之祸尤烈也。烧书之祸，祸在并烧圣经，圣经烧而民不兴于善，是始皇之罪，万世不得而原之也。求书之祸，祸在并行私书，私书行而民之于恶，乃至无所不有，此汉人之罪，亦万世不得而原之也。然烧圣经，而圣经终大显于后世，是则始皇之罪，犹可逭也。若行私书，而私书遂至灾害蔓延，不可复救，则是汉人之罪，终不活也。呜呼。君子之至于斯也，听之则不可，禁之则不能。其又将以何法治之与哉。
曰：吾闻之，圣人之作书也以德，古人之作书也以才。知圣人之作书以德，则知『六经』皆圣人之糟粕，读者贵乎神而明之，而不得栉比字句，以为从事于经学也。知古人之作书以才，则知诸家皆鼓舞其菁华，览者急须搴裳去之，而不得捃舍齿牙，以为谭言之微中也。于圣人之书而能神而明之者，吾知其而今而后，始不敢于『易』之下作『易传』，『书』之下作『书传』，『诗』之下作『诗传』，『礼』之下作『礼传』，『春秋』之下作『春秋传』也。何也。诚愧其德之不合，而惧章句之未安，皆当大拂于圣人之心也。于诸家之书。而诚能搴裳去之者，吾知其而今而后始不肯于『庄』之后作『广庄』，『骚』之后作『续骚』，『史』之后作『后史』，『诗』之后作『拟诗』，稗官之后作新稗官也。何也。诚耻其才之不逮，而徒唾沫之相袭，是真不免于古人之奴也。夫扬汤而不得冷，则不如且莫进薪。避影而影愈多，则不如教之勿趋也。恶人作书，而示之以圣人之德，与夫古人之才者，盖为游于圣门者难为言，观于才子之林者难为文，是亦止薪勿趋之道也。然圣人之德，实非夫人之能事，非夫人之能事，则非予小子今日之所敢及也。彼古人之才，或犹夫人之能事，犹夫人之能事，则庶几予小子不揣之所得及也。
夫古人之才也者，世不相延，人不相及。庄周有庄周之才，屈平有屈平之才，马迁有马迁之才，杜甫有杜甫之才，降而至于施耐庵有施耐庵之才，董解元有董解元之才。才之为言材也。凌云蔽日之姿，其初本于破荄分荚。于破荄分荚之时，具有凌云蔽日之势。
于凌云蔽日之时，不出破荄分荚之势，此所谓材之说也。又才之为言裁也。有全锦在手，无全锦在目。无全衣在目，有全衣在心。见其领，知其袖。见其襟，知其帔也。夫领则非袖，而襟则非帔，然左右相就，前后相合，离然各异，而宛然共成者，此所谓裁之说也。今天下之人，徒知有才者始能构思，而不知古人用才，乃绕乎构思以后。徒如有才者始能立局，而不知古人用才，乃绕乎立局以后。徒知有才者始能琢句，而不知古人用才，乃绕乎琢句以后。徙知有才者始能安字，而不知古人用才，乃绕乎安字以后。此苟且与慎重之辩也。言有才始能构思、立局、琢句而安字者，此其人，外未尝矜式于珠玉，内未尝经营于惨淡。隤然放笔，自以为是，而不知彼之所为才，实非古人之所为才，正是无法于手而又无耻于心之事也。言其才绕乎构思以前，构思以后，乃至绕乎布局、琢句、安字以前以后者，此其人，笔有左右，墨有正反。用左笔不安换右笔，用右笔不安换左笔。用正墨不现换反墨，用反墨不现换正墨。心之所至，手亦至焉。心之所不至，手亦至焉。心之所不至，手亦不至焉。心之所至，手亦至焉者，文章之圣境也。心之所不至，手亦至焉者，文章之神境也。心之所不至，手亦不至焉者，文章之化境也。
夫文章至于心手皆不至，则是其纸上无字无句无局无思者也。而独能令千万世下人之读吾文者，其心头眼底，乃窅窅有思，乃摇摇有局，乃铿铿有句，而烨烨有字。则是其提笔临纸之时，才以绕其前，才以绕其后，而非徒然卒然之事也。故依世人之所谓才，则是文成于易者，才子也。依古人之所谓才，则必文成于难者，才子也。依文成于易之说，则是迅疾挥扫神气扬扬者。才子也。依文成于难之说，则必心绝气尽面犹死人者，才子也。故若庄周、屈平、马迁、杜甫，以及施耐庵、董解元之书，是皆所谓心绝气尽面犹死人，然后其才前后缭绕、得成一书者也。庄周、屈平、马迁、杜甫，其妙如彼，不复具论。若夫施耐庵之书，而亦必至于心尽气绝面犹死人，而后其才前后缭绕，始得成书。
夫而后知古人作书，真非苟且也者。而世之人犹尚不肯审己量力，废然歇笔，然则其人真不足诛，其书真不足烧也。夫身为庶人，无力以禁天下之人作书，而忽取牧猪奴手中之一编，条分而节解之，而反能令未作之书，不敢复作，已作之书，一旦尽废，是则圣叹廓清天下之功，为更奇于秦人之火，故于其首篇叙述古今经书兴废之大略如此。虽不敢自谓斯文之功臣，亦庶几封关之丸泥也。
观物者审名，论人者辨志。施耐庵传宋江，而题其书曰『水浒』恶之至，迸之至，不与同中国也。而后世不知何等好乱之徒，乃谬加以忠义之目，呜呼。忠义而在『水浒』乎哉。忠者，事上之盛节也。义者，使下之大经也。忠以事其上，义以使其下，斯宰相之材也。忠者，与人之大道也。义者，处己之善物也。忠以与乎人，义以处乎己，则圣贤之徒也。若夫耐庵所云『水浒』也者，王土之滨则有『水』，又在水外则曰『浒』，远之也。远之也者，天下之凶物，天下之所共击也。天下之恶物，天下之所共弃也。若使忠义而在『水浒』，忠义为天下之凶物恶物乎哉。且『水浒』有忠义，国家无忠义耶。
夫君则犹是君也，臣则犹是臣也，夫何至于国而无忠义。此虽恶其臣之辞而已，难乎为吾之君解也。父则犹是父也，子则犹是子也，夫何至于家而无忠义。此难为其子之辞而已，难乎为吾之父解也。故夫以忠义予『水浒』者，斯人必有怼其君父之心，不可以不察也。
且亦不思宋江等一百八人，则何为而至于『水浒』者乎。其幼，皆豺狼虎豹之姿也。其壮，皆杀人夺货之行也。其后，皆敲朴劓刖之余也。其卒，皆揭竿斩木之贼也。有王者作，比而诛之，则千人亦快，万人亦快者也。如之何而终亦幸免于宋朝之斧锧。彼一百八人而为幸免于宋朝者，恶知不将有若干百千万人思得复试于后世者乎。耐庵有忧之，于是奋笔作传，题曰『水浒』。意若以为之一苜八人，即得逃于及身之诛僇，而必不得逃于身后之放逐者，君子之志也。而又妄以忠义予之，是则将为戒者而反将为劝耶。豺狼虎豹而有祥麟威凤之目。杀人夺货而有伯夷颜渊之誉。劓刖之余而有上流清节之荣。
揭竿斩木而有忠顺不失之称。既已名实抵啎，是非乖错，至于如此之极，然则几乎其不胥天下后世之人，而惟宋江等一百八人以为高山景行其心向往者哉。
是故由耐庵之『水浒』言之，则如史氏之有梼杌是也。备书其外之权诈，备书其内之凶恶，所以诛前人既死之心者，所以防后人未然之心也。由今日之忠义『水浒』言之，则直与宋江之赚入伙，吴用之说撞筹，无以异也。无恶不归朝廷，无美不归绿林。已为盗者，读之而自豪。未为盗者，读之而为盗也。呜呼。名者，物之表也。志者，人之表也。名之不辨，吾以疑其书也。志之不端，吾以疑其人也。削忠义而仍『水浒』者，所以存耐庵之书其事小，所以存耐庵之志其事大。虽在稗官，有当世之忧焉，后世之恭慎君子，苟能明吾之志，庶几不易吾言矣哉。
施耐庵『水浒』正传七十卷，又楔子一卷，原序一篇亦作一卷，共七十二卷。今与汝释弓，序曰：
吾年十岁，方入乡塾，随例读『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书，意惛如也。每与同垫儿窃作是语，不知习此将何为者，又窥见大人彻夜吟诵，其意乐甚，殊不知其何所得乐，又不知尽天下书，当有几许，其中皆何所言，不雷同耶。如是之事，总未能明于心。明年十一岁，身体时时有小病。病作，辄得告假出塾。吾既不好弄，大人又禁不许弄，仍以书为消息而已。吾最初得见者，是『妙法莲华经』，次之，则见屈子『离骚
』，次之，则见太史公『史记』，次之，则见俗本『水浒传』。是皆十一岁病中之创获也。『离骚』苦多生字，好之而不甚解，记其一句两句吟唱而已。『法华经』，『史记』解处为多，然而胆未坚刚，终亦不能尝读。其无晨无夜不在怀抱者，吾于『水浒传』
，可谓无间然矣。吾每见今世之父兄，类不许其子弟读一切书，亦未尝引之见于一切大人先生，此皆大错。夫儿子十岁，神智生矣，不纵其读一切书，且有他好，又不使之列于大人先生之间，是驱之与婢仆为伍也。汝昔五岁时，吾即容汝出坐一隅，今年始十岁，便以此书相授者，非过有所宠爱，或者教汝之道当如是也。吾犹自记十一岁读『水浒』后，便有于书无所不窥之势。吾实何曾得见一书，心知其然，则有之耳。然就今思之，诚不谬矣。
天下之文章，无有出『水浒』右者。天下之格物君子，无有出施耐庵先生右者。学者诚能澄怀格物，发皇文章，岂不一代文物之林，然但能善读『水浒』而已，为其人绰绰有余也。『水浒』所叙，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夫以一手而画数面。则将有兄弟之形。一口而吹数声，斯不免再吷也。施耐庵以一心所运，而一百八人各自入妙者，无他，十年格物，而一朝物格，斯以一笔而写百千万人，固不以为难也。格物亦有法，汝应知之。格物之法，以忠恕为门。何谓忠，天下因缘生法。故忠不必学而至于忠，天下自然无法不忠，火亦忠，眼亦忠，故吾之见忠。
钟，忠耳，忠故闻，无不忠。吾既忠，则人亦忠，盗贼亦忠，犬鼠亦忠。盗贼犬鼠无不忠者，所谓恕也。夫然后物格，夫然后能尽人之性，而可以赞化育，参天地。今世之人吾知之，是先不知因缘生法。不知因缘生法，则不知忠。不知忠，乌知恕哉。是人生二子而不能自解也。谓其妻曰：眉犹眉也，目犹目也，鼻犹鼻，口犹口，而大儿非小儿，小儿非大儿者何故。而不自知实与其妻亲造作之也。夫不知子，问之妻，夫妻因缘，是生其子。天下之忠，无有过于夫妻之事者；天下之忠，无有过于其子之面者。审知其理，而睹天下人之面，察天下夫妻之事，彼万面不同，岂不甚宜哉。忠恕，量万物之斗斛也。因缘生法，裁世界之刀尺也。施耐庵左手握如是斗斛，右手持如是刀尺，而仅乃叙一百八人之性情、气质、形状、声口者，是犹小试其端也。若其文章，字有字法，句有句法，章有章法，部有部法，又何异哉。
吾既喜读『水浒』十二岁便得贯华堂所藏古本，吾日夜手钞，谬自评释，历四五六七八月，而其事方竣，即今此本是已。如此者，非吾有读『水浒』之法，若『水浒』固自为读一切书之法矣。吾旧闻有人言，庄生之文放浪，『史记』之文雄奇，始亦以之为然，至是忽咥然其笑。古今之人，以瞽语瞽，真可谓一无所知，徒令小儿肠痛耳。夫庄生之文，何尝放浪。『史记』之文，何尝雄奇。彼殆不知庄生之所云，而徒见其忽言化鱼，忽言解牛，寻之不得其端，则以为放浪。徒见『史记』所记，皆刘项争斗之事，其他又不出于杀人报仇、捐金重义为多，则以为雄奇也。若诚以吾读『水浒』之法读之，正可谓庄生之文精严，『史记』之文亦精严，不宁惟是而已。盖天下之书，诚欲藏之名山，传之后人，即无有不精严者。何谓之精严。字有字法，句有句法，章有章法，部有都法是也。夫以庄生之文，杂之『史记』，不似『史记』，以『史记』之文，杂之庄生，不似庄生者。庄生意思，欲言圣人之道，『史记』率摅其怨愤而已。其志不同，不相为谋，有固然者，毋足怪也。若复置其中之所论，而直取其文心，则惟庄生能作『史记』，惟子长能作『庄子』，吾恶乎知之。吾读『水浒』而知之矣。夫文章小道，必有可观，吾党斐然，尚须裁夺。古来至圣大贤，无不以其笔墨为身光耀。只如『论语』一书，岂非仲尼之微言，洁净之篇节，然而善论道者论道，善论文者论文，吾尝观其制作，又何其甚妙也。『学而』一章，三唱『不亦』，『叹觚』之篇，有四「觚」字，余者一『不』，两『哉』而已。『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其文交互而成。『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其法传接而出。山水动静乐寿，譬禁树之对生。子路问闻斯行，如晨鼓之频发。其他不可悉数，约略皆佳构也。彼『庄子』『史记』，各以其书独步万年，万年之人，莫不叹其何处得来。若自吾观之，被亦岂能有其多才者乎。皆不过以此数章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者也。『水浒』所叙，叙一百八人，其人不出绿林，其事不出劫杀，失教丧心，诚不可训，然而吾独欲略其形迹，伸其神理者。盖此书七十回，数十万言，可谓多矣。而举其神理，正如『论语』之一节两节，浏然以清，湛然以明，轩然以轻，濯然以新。彼岂非『庄子』『史记』之流哉。不然，何以有此。如必欲苛其形迹，则夫十五国风，淫污居半，『春秋』所书，弑夺十九，不闻恶神奸而弃禹鼎，憎梼杌而诛倚相，此理至明，亦易晓矣。嗟乎。人生十岁，耳目渐吐，如日在东，光明发挥。如此耆，吾即欲禁汝不见，亦岂可得。今知不可相禁，而反出其旧所批释，脱然授之于手也。夫固以为『冰浒』之文精严，读之即得读一切书之法也。汝真能善得此法，而明年经业既毕，便以之遍读天下之书，其易果如破竹也者。夫而后叹施耐庵『水浒传』真为文章之总持，不然，而犹如尝儿之泛览者而已。是不惟负施耐庵，亦殊负吾，汝试思之，吾如之何其不郁郁乎哉。
皇帝崇祯十四年二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