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西漢貨幣的重新認識

  來源: 中華五千年網

西漢貨幣，漢興時承襲秦『半兩』，經高后、文帝和武帝的一再改革，逐步完善了鑄幣形制和貨幣制度，是中國貨幣史的重要一環。可是，最早記述西漢貨幣的【史記・平準書】有亂簡現象，加上班固在【漢書】裏對其又做了些不符合實際的修正，從而誤導了後世學者，造成了認識上的混亂。近幾十年來，由於有關出土文物的增多，研究工作的深入，啟發了我們對西漢貨幣有了個重新的認識。

【史記】的原意

司馬遷於武帝元封三年（前108）繼其父司馬談之職,任太史令，太初元年（前104）開始編篡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後稱【史記】。該書是記述西漢史實的原始稿本,是研究西漢貨幣的可靠依據。現將其中有關部分依次分列如下：
『漢興，接秦之弊，丈夫從軍旅，老弱轉糧餉，作業劇而財匱，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蓋。於是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錢，一黃金一斤，約法省禁。而不軌逐利之民，蓄積餘業以稽市物，物踴騰，糶米至石萬錢，馬一匹則百金。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時，為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為吏1。』 『高后二年（前186），行八銖錢2。』 『至孝文時，莢錢益多，輕3』 『五年（前175），除錢律，民得鑄錢4。』 『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為「半兩」，令民縱得自鑄錢。故吳，諸侯也，以即山鑄錢，富埒天子，其後卒以叛逆。鄧通，大夫也，以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氏錢布天下，而鑄錢之禁生焉5。』
『至今上即位數歲（漢武帝於公元前140年即位），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余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6。』
『自孝文更造四銖錢，至是歲四十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即多銅山而鑄錢，民亦間盜鑄錢，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物益少而貴。』『今半兩錢法重四銖，而奸或盜摩錢裏取浴（音浴），錢益輕薄而物貴，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7。』 『建元五年，行三分錢8。』 『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文如其重9。』
『其明年，山東被水災，民多飢乏，於是天子遣使者虛郡國倉廩以振貧民。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貸假。尚不能相救，乃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縣官（  朝廷）。數歲，假予產業，使者分部護之，冠蓋相望。其費以億計，不可勝數。於是縣官大空，而富商大賈或  財役貧，轉轂百數，廢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給。冶鑄煮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國家之急，黎民重困，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錢造幣以贍用，而摧浮淫併兼之徒。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10。』
『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黃金為上，白金為中，赤金為下。』『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繢，為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為白金，以為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圜之，其文龍，名曰白選，直三千；二曰以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曰復小，橢之，其文龜，直三百11。』
『有司言三銖錢輕，易奸詐，乃更請諸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下，令不可磨取浴焉12。』
『山東水旱，貧民流徙，皆仰給縣官。縣官空虛，於是承上指，（【集解】徐廣曰：元狩二年）請造白金及五銖錢13。』
『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即元鼎元年）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數。赦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無慮皆鑄金錢矣14。』 『郡國多奸（私）鑄錢，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師鑄鐘官赤側，一當五，賦、官用非赤側不得行。白金稍賤，民不寶用，縣官以令禁之，無益。歲余，白金終廢不行。是歲也，張湯死，而民不思15。』
『元鼎二年（前115），湯有罪自殺16。』
『其後二歲（即元鼎四年），赤側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於是悉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即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所前鑄錢皆廢銷之，輸其銅三官。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唯真工大奸乃盜為之17。』
司馬遷在【平準書】結尾時，概括了中國貨幣的起源與發展，隨後說：『及至秦，中一國之幣為三等，黃金以溢名，為上幣，銅錢識曰半兩，重如其文，為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寶藏，不為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18。』

文物的印證

湖南長沙國就按其錢式鑄行鐵半兩25，這是中國最早的鐵錢。史書是人寫的，記述可能出錯，加上成書之後，還可能發生誤抄、脫簡、亂簡等情況，訛誤在所難免，要糾正其過失，只有依靠當時的物證――現在的出土文物來補正。現將有關西漢貨幣的部分出土文物列舉如下：
1980年四川青川縣郝家坪50號墓出土了與秦昭王元年（前306）紀年木牘同出的『半兩『錢7枚，最大的直徑是32.1mm、重9.8g，最小的直徑是27mm、重2.0g，該墓距秦始鑄『半兩』錢的惠文王二年只30年，其錢是秦國的初行錢19。1962年陝西長安縣韋曲鄉首帕張堡出土一釜， 內藏古錢1000枚，符合秦朝【金布律】『千錢一畚』的規定，是秦統一中國後行用的貨幣。該批古錢除『兩甾』、『 化』3枚外，其餘997枚均是秦半兩，共重4484g，平均枚重4.5g，其中最重的11.0g、最輕的1.7g20。上述出土文物印證了【史記・平準書】所記秦半兩『隨時而輕重無常』，並且，進一步說明不論是戰國時的秦國，還是統一中國後的秦朝，其錢幣均是『輕重無常』的。1975年12月湖北雲夢縣出土的【金布律】規定：『百姓市用錢，美惡雜之，勿敢異』，秦王朝自己亦承認錢幣『美惡雜之』的事實。同時，該規定還印證了【史記・平準書】說秦錢『識曰半兩，重如其文』，是指不論錢體本身的輕重，均按其文『半兩』青銅的價值來使用。
1975年9月洛陽613研究所工地出土一塊『半兩』殘陶范，范上有錢模8枚，錢徑2.5、寬0.9厘米，邊緣極薄幾乎成刃狀，穿部較邊稍厚，肉部從穿至邊成弧面，錢文陰刻，『半』字下橫、『兩』字上橫很短21。這就是漢興時高祖『更令民鑄錢』的錢範，錢範證明當時並不鑄莢錢。
1977年安徽阜陽汝陰侯灶夫婦墓 出土西漢半兩錢33枚22，其中錢徑3厘米的13枚，是高后二年鑄行的『八銖半兩』，其餘錢徑在2.2―2.7厘米的是什麼錢呢？按漢代邊寨居延地區出土的簡書，其中EPT9.87號記載：『姜四兩，兩二錢七分，直囗23』，可見漢時錢以下有『分』的單位，此類錢重四銖，正合『八銖半兩』的十分之五，即史書所指的『五分錢』後來錢界稱其為『無郭四銖半兩』是不適宜的。
1982年冬山東省博興縣辛張村出土三塊石范，其中兩塊一面刻『五分錢』、一面刻『榆莢錢』，莢錢徑1.1、穿寬0.7厘米，『錢制較小，形似榆莢24』雙面錢模石范說明，高后時『莢錢』與『五分錢』同時鑄造。1960年湖南長沙砂子壙5號漢墓出土『五分錢』式的鐵錢33枚，錢徑2.4厘米，重2.8克，可證高后行五分錢時，
1975年湖北江陵鳳凰山168號漢墓出土文帝十三年（前167）五月十三日隨墓主人下葬的『四銖半兩』101枚，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有周郭的26，它說明【史記・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中所載的『孝文五年（前175）除錢律，得民鑄錢』，鑄的是有周郭的四銖半兩錢，該墓同時出土『稱錢衡』衡上墨書42字：『正為市陽戶人、嬰家稱錢衡，以錢為累，刻曰四朱，兩疏，第十。敢擇輕重衡及弗用，刻論罰徭裏家十日。囗黃律。』其文大意是：裏正（當時的基層政權機構）為市陽民戶、商家頒發的稱錢天平，以錢（指銅錢）為標準，法定重四銖，仍承襲『半兩』為名稱。該天平為第十號。敢選輕擇重用錢及不用稱錢衡者，按【囗黃律】處其在裏正服徭役十日。值得注意的是：這裏第一次提出貨幣『以錢為累』。
1973年山東萊蕪市苗山辦事處銅山村西漢冶銅遺址中，出土『三銖』錢石范，范上刻有16枚錢模，『三』字三橫等長，『銖』字金旁以兩橫畫代四點，朱旁頭方折，有外郭27。這就是【史記・平準書】中所述的『自孝文更造四銖錢……四十年』後『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造三銖錢』，也就是【史記・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中所列的『建元五年（前136）行三分錢』的實物見證。錢範印證了【平準書】所載『更鑄三銖錢』是準確的，而【年表】所列『行三分錢』的『分』字，應以錢幣實物為準，予以更正。
山西絳縣、湖南衡陽公行山、河南鎮平賈宋鎮出土的『三銖』錢，枚重均在2克上下，印證了【平準書】所述『更鑄三銖錢，文如其重』，其用語有別於敘述『識曰半兩，重如其文』的秦半兩，一個『文如其重』，一個『重如其文』，前者是以錢為主體的法定貨幣，後者是以青銅為稱量的等值貨幣，兩者有質的區別，可見司馬遷用語之嚴謹。
1993年10月湖南長沙市砂石公司大慶2號挖砂船，在長沙古城河段採砂時，打撈到銀錫合金的龍幣、龜幣，但未見馬幣。龍幣呈圜形、兩面均鑄有龍紋，重12.2g；龜幣橢形，鑄有四足和頭、尾，背有龜紋，重0.65 g其形狀及紋飾特徵均與漢時之物相當，應是【平準書】中所載的『白金三品』，但龍幣與『重八兩』的重量不符。叫人生疑的是：實行貨幣改革的漢武帝怎麼會在改兩為銖之後，復以兩計重？用語嚴謹的司馬遷怎麼會用『重八兩』、『重差小』、『復小』作為白金三品的名稱呢？顯然這裏有脫簡嫌疑。原文是什麼？筆者不敢妄斷，但可用北宋人司馬光在【資治通鑑】中的話來進行補正，他說：『白金三品：大者圜之，其文龍，直三千。次方之，其文馬，直五百。小者橢之，其文龜，直三百。』用這樣客觀的態度，認定長沙出土的龍幣、龜幣就成為現實了。在陝西西安東柏梁村西漢鑄錢遺址出土的五銖錢範中，有平背的錢模，可證【史記】所載元狩二年始鑄的五銖錢同三銖錢一樣是平背的。高低堡西漢鑄錢遺址出土的一塊錢範上，有9枚五銖錢模，錢範上的『五』字相交兩筆，不曲、緩曲、彎曲的均有，說明不能以『五』字相交兩筆的彎曲程度，作為先後次序的斷代依據28。
1976年在漢時河南郡國故地洛陽王城公園，發掘出武帝時五銖錢銅範兩塊，有一塊刻14枚錢模，其中穿上橫郭2枚、穿下半月4枚、穿上決文（原文叫『小三角』）5枚，無記號的3枚29。1983年3月在漢時河南縣城城址內，發掘出三塊武帝時五銖錢石錢範：第一塊有12枚錢模，其中穿上半月1枚，其餘無記號；第二塊有錢模14枚，其中穿下半月8枚、穿下橫郭5枚、四角決文1枚；第三塊有12枚錢模，其中穿下半月3枚、穿下橫郭3枚、穿上決文2枚30。上述兩處遺址出土的錢範，說明武帝前期不但郡國鑄錢，郡下的縣亦可鑄錢。這些錢模除少數未刻記號外，大多有穿上橫郭、穿下橫郭、穿上半月、穿下半月、穿上決文、四角決文等記號，有的一塊錢範上的錢模多達5種不同記號，這說明其記號既不是郡別的標記，也不是爐別的標記。
據【再論上林三官鑄錢遺址31】一文的介紹：在陝西西安市原漢時的京師上林苑，發現了鍾官、六廄、技巧『三官』鑄錢遺址，在三橋鎮北的技巧鑄錢工場，出土了平背五銖錢及面四角決文和穿上橫郭的五銖錢範。遺址中末見半兩錢及三銖錢，可證該工場始建於停鑄三銖錢的元狩初；有建章宮基址壓於其上，可證該工場廢於太初元年二月起建建章宮之時。技巧鑄錢工場鑄行的十餘年，正是武帝推行郡國鑄錢和『三官』統一鑄錢的期間，因此，上述三種錢中有初鑄五銖錢及赤側錢、三官錢。由此可以推斷：平背五銖應是元狩二年的初鑄錢。元鼎二年初置水衡都尉，其屬有鍾官令丞，鑄鐘官赤側錢。側仄音同義同，出土的四角決文錢，正合【康熙字典】關於『赤仄』一詞的【注】『空盡無物曰赤』，【說文】『不正曰仄』的注釋。四角決文錢應是史記中所載『令京師鑄鐘官赤側，一當五』的赤側錢。『一當五』被當的小錢，在三官遺址中亦有其錢範出土，小錢與高后莢錢及梁末『鵝眼錢』截然不同，錢徑12mm左右，重約1銖（0.65g）錢文清晰穿上有橫廓32，小五銖是赤側錢的輔幣，只在京師鑄造。
技巧鑄錢工場遺址出土的錢範，餘下一種穿上帶橫郭的，那就是元鼎四年廢赤側『專令上林三官鑄』的三官五銖錢了。此外，在鑄錢遺址中，出土的有昭帝元鳳元年（前180）至成帝永始三年（前14）二十餘種有題記的五銖錢範33，其錢模面穿上大多有橫郭，進一步印證了穿上橫郭的是『三官五銖』，並為武帝之後各朝所承襲，此後的五銖錢朱旁頭仍方折，但面外郭逐漸由窄變寬。
1995年在山東長清縣雙乳山發掘出葬於武帝后元二年（前87）的濟北王劉寬墓，出土金餅20枚，金餅正面中心內凹，邊緣上卷，光滑，背面隆起，凸凹不平。其中小型的一枚，外徑32mm,重66.5g，其餘19枚，外徑62―67mm，共重4196g,最重的246.9g，最輕的178.5g，有的刻劃『齊王』二字，均置於內棺34。
1982年2月江蘇盱眙縣南窯莊出土背面中空、底面園形的『麟趾金』7塊，共重1841.4g和背面中空、底面橢園形的『馬蹄金』8塊，共重2973.2g35。出土物否定了王獻唐【中國古代貨幣通考】認為麟趾『必為五趾，鑄金亦必為五趾之形』及『裊蹄小於麟趾』或『均重一斤』的說法。

【漢書】的干擾

【漢書】是班固在【史記】成書之後170餘年的東漢章帝建初七年（公元82年）左右，寫成的另一部史書。它對【史記】作了一些修改和補充，在紀傳中加入了事件發生的年月，給史學界引用史料提供了方便，因此，其中的錯誤之處，對研究者的干擾頗大。現將有關西漢貨幣部分列舉如下：
關於莢錢和五分錢  『漢興，接秦之弊』，錢幣『輕重無常』，造成商品流通的秩序混亂，但高祖因應付戰爭，只能『令民鑄錢』以應日需，鑄幣仍輕重不一。至高后『天下初定』，二年以半兩即十二銖重的青銅作依據，減去鑄造、運輸等人工費用及火耗，鑄行等值的『八銖錢』，從而統一了中國幣制，穩定了市場。由於八銖錢體過重，為便於流通使用，六年，鑄重四銖的『五分錢』及重一銖的『莢錢』。五分錢形同八銖錢，莢錢薄似榆莢。至文帝初年，莢錢已充滿市場，以上有出土文物為證，【史記・平準書】也作了『至孝文時，莢錢益多』的記述。
對於上述事實，【漢書・食貨志】卻說：『漢興，以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莢錢。』作者班固認為『文曰半兩、重如其文』的秦錢，是半兩青銅重量的鑄幣，不知是用『輕重無常』的錢幣，法定按其文『半兩』的當值貨幣；以為漢興時因無錢找零，形成了『秦錢重難用』，於是『更令民鑄莢錢』。由於班固把發生在高后時期鑄莢錢找零的事，提到20餘年前的漢興時期，歪曲了事實真象，起到了褒秦貶漢的作用，給後世的西漢貨幣研究干擾很大。受其影響的彭信威在【中國貨幣史】中說：『秦半兩原重半兩，名稱雖然不變，可是實重在呂后二年就減為八銖，文帝五年為四銖，減重三分之一』，『所謂五分錢，比較合理的解釋是十二銖的五分之一，即二銖四  ，一般人說是莢錢。』彭氏用幾分之幾來確定主幣與輔幣的關係，是繼清道光時蔡雲之後的又一今古奇談，持該說者始終無法指出哪一種錢幣是『五分之一錢』。因為世間根本不存在這種錢。其實『五分錢』的『分』，就是【居延漢簡】中錢下設分的『分』，同現今貨幣角下設『分』沒有兩樣：『五分錢』是值半個『八銖半兩』的輔幣，不是重『二銖四  』的『莢錢』。
關於四銖半兩與三銖錢  【漢書・食貨志】說：『孝文五年更鑄四銖錢，其文為半兩』，『自孝文更造四銖錢，至是歲四十餘年（即武帝建元五年至元朔三年之間），』『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此後『有司言三銖錢輕，更請郡國鑄五銖錢』。以上內容與【史記・平準書】同，對四銖半兩、三銖錢鑄行時間作了相當明白的記述。可是，班固在寫【漢書・武帝紀】時，不慎寫入『建元元年春二月行三銖錢』。把『孝文五年（前175）後四十年』的建元五年（136）誤成『建元元年（前140）』行三銖錢。建元元年距孝文五年就不是四十餘年，而只有三十餘年了。班固還未注意到【史記・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中『建元五年行三分錢（『分』為『銖』之誤）』的記述，在【武帝紀】中摻入建元『五年春罷三銖錢，行半兩錢』，『元狩五年罷半兩錢，行五銖錢』。對此，東漢史學家荀悅認為【漢書】以『三銖―半兩―五銖』的繼承關係與【史書】『半兩―三銖―五銖』繼承關係不合，因此，寫【前漢紀】時，在班固認為建元元年『行三銖錢』、五年『行半兩錢』的錯誤之上，再加元狩四年『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五年『行五銖錢』，錯上加錯地形成『三銖錢二度鑄行論』但荀悅沒有說明第二次鑄行的三銖錢是繼承哪一種半兩錢。據王裕巽【西漢武帝建元年間初行三銖錢考】說：『三銖錢概為背平素，面有外輪之式，與武帝始鑄於建元五年，罷銷元狩四年的武帝半兩錢鑄式全同36。』那麼第二次鑄行的三銖錢，即承接『有外輪的半兩錢』了。現有湖北江陵168號漢墓出土物證實，有外郭的半兩錢，在文帝時早已鑄行，正是武帝建元五年『行三分（銖）錢』時被罷廢之物，怎麼成了『始鑄於建元五年』的『有外輪』的半兩錢呢！因此，三銖錢二度鑄行論，就成了無稽之談了。
受【漢書】干擾的彭信威不能辨明【史記・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中『建元五年行三分錢』的『分』字是『銖』字之誤，他在【中國貨幣史】中寫道：『武帝建元元年鑄三銖錢，五年又行半兩錢，或三分錢』，『三分錢是十二銖的三分之一，即四銖，仍舊是四銖半兩』，『元狩五年鑄五銖錢』。這裏所述時間錯誤暫且不說，其銜接關係又回到了『三銖―半兩―五銖』說，並且用十二銖的三分之一來套四銖半兩，太顯削足適履。
根據【史記】中的有關記述，經出土文物印證：文帝五年繼無郭半兩錢之後，鑄行有郭的四銖半兩，後四十年，至武帝建元五年更鑄三銖錢，其錢有二式：一為五分錢式，背平，面無外郭；一為四銖半兩式，背平，面有外郭。因三銖錢與後行的五銖錢重量不合，經『諸郡國所前鑄錢皆廢銷之』的政令之後，存世無幾，加上在行用期間，未發生大規模的殲屠戰事無需入土窖藏，從而三銖錢迄今已成了罕見之品。
關於五銖錢及其郡國、赤側、三官錢  五銖錢初鑄於何時？【漢書・武帝紀】說：『元狩五年（前118）罷半兩錢，行五銖錢。』此後的權威著作均承其敘述。此說是否符合事實，應以當事人司馬遷所著的【史記】為依據來進行論證。然而【史記】不同於【漢書】它未標明具體年月，但細心讀來，文中對五銖錢的鑄行時間還是有明確記述的。
【史記】原文中有『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鑄鐘官赤側』，『歲余，白金終廢不行。是歲也，張湯死。』同書載有『湯有罪自殺』在元鼎二年（前115）。按以上資料用逆推法可知：公元前115年（元鼎二年）『白金終廢不行』，向前逆推『歲余』即公元前116年（元鼎元年）初『鑄鐘官赤側』再向前逆推『五歲』即公元前121年，正應【史記・酷吏列傳・張湯】中的【集解】徐廣曰元狩二年（前121）『請造白金及五銖錢。』同書還載『元鼎二年（前115）湯有罪自殺』，『其後二歲（元鼎四年），赤側錢賤……又廢，於是悉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
上述【史記】原文對白金三品和五銖錢及其赤側、三官錢的鑄行廢止時間，均交待得明明白白，可見【漢書・武帝紀】說『元狩五年罷半兩錢，行五銖錢』是錯誤的。其實是：元狩二年（前121）京師與郡國同時罷三銖錢，開鑄五銖錢，該錢開始承三銖錢式，均背平，分面無外郭和面有外郭兩種，隨後『周郭其下』，即在錢背加鑄周郭以防磨取銅屑。元鼎元年（前116）京師加料開鑄面四角決文的赤側錢及其輔幣小五銖，同時，郡縣按鍾官頒樣開鑄穿上或穿下橫郭、穿上或穿下半月、穿上或穿四角決文等記號的五銖錢，至元鼎四年（前113）廢銷郡國所鑄的錢幣，將銅輸京師鑄『三官』五銖，統一用穿上橫郭作記號，廢赤側錢一當五制，面四角決文的加料五銖錢與『三官』錢等價流通，京師停鑄小五銖。
西漢時，黃金用於儲藏、賞賜、贖罪等等，發生量相當大，用時『黃金一斤值萬錢』計價，它是寶物不是貨幣；皮幣和『白金三品』是『摧浮淫併兼之徒』的政治經濟手段，也不是貨幣，只有銅錢才是通用貨幣。漢興時期，接秦之弊，鑄行輕重不一的當值半兩銅錢，經高后改良，鑄行『八銖半兩』及其重四銖的輔幣『五分錢』和重一銖的『莢錢』這是一套以材料、費用、人工等於半兩青銅的等值貨幣，至文帝雖從俗用『半兩』為錢名，但實行『以錢為累』的貨幣政策，凡物以錢為標準定價，錢幣脫離了與青銅重量等價的關係，青銅只是一種幣材，從此，在中國大地上，錢幣才真正成為一種特殊商品，後經武帝先改『三銖』，又改『五銖』為錢名，成功地完善了中國貨幣制度，為此後的歷代朝政所承襲。
對於西漢貨幣的記述，自【史記】之後的【漢書】、【前漢紀】等史書，一次比一次混亂，簡直成了個大迷宮，一簇又一簇的迷團把研究者弄得迷惑不解，本人就是陷在那迷宮之中，沿着出土文物一線曙光，用『引史論錢，以錢正史』的方法走出來的。當頭腦清醒之後，整理了一下【史記・平準書】的錯簡，對 『漢興更鑄莢錢論』、『高后、文帝鑄幣減重論』、『五分之一、三分之一錢幣論』、『三銖鑄行二度論』、『元狩五年初鑄五銖論』有些不同見解，從而形成了對西漢貨幣的重新認識。現拋磚引玉，以求師教，盼能經百家爭嗚予以論證，使其成果對中國經濟史、貨幣史以及考古斷代研究，起點參考作用。

注釋：
123567910111213151718【史記・平準書】
4816【史記・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
13【史記・酷吏列傳・張湯】
19【青川縣出土秦更修田律木牘】刊【文物】82・1
20【首帕張堡窖藏秦錢清理報告】刊【中國錢幣】87・3
2130【洛陽出土幾批西漢錢範及有關問題】刊【中國錢幣】94・2
2226【秦漢半兩錢系年舉例】刊【中國錢幣】89・1
23【居延漢簡貨幣資料研究】刊【中華錢幣論叢】上海書店出版。1996年文中還有59・76簡載：『堵絮二斤，斤百五十，直三百』可證『兩二錢七分』為單價。
24【山東博興發現西漢錢範】刊【文物】1991・11
25【兩漢鐵錢考】刊【湖南考古輯刊】2集
27【萊蕪市出土『三銖』錢範】刊【 中國錢幣】85・2
28【秦漢錢範】圖121、圖83
29【洛陽發現河南郡國五銖錢範】刊【中國錢幣87・4
31【再論上林三官鑄錢遺址】刊【中國錢幣】99・1
32【秦漢錢範・各地報導錢範】圖33
33【秦漢錢範】195―201、257―264頁
34【山東長清雙乳山一號漢墓出土的錢幣】刊【中國錢幣】97・2
35【江蘇盱眙南窖莊楚漢金幣窖藏】刊【中國錢幣】83・2
36【西漢武帝建元年間初行三銖錢考】刊【中國錢幣】20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