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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關於『三十而立』 首先是要弄明白『立什麼』的問題。自漢以來，在這個問題上，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漢書·藝文志】有言曰：『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皇侃【論語義疏】緣此認為：『立，謂所學經業成立也。古人三年明一經，從十五至三十是又十五年，故通【五經】之業，所以成立也。』但這個說法很牽強。當他說『立』意味着經業之成立的時候，還可以看做是一種猜測，還可以備為一說。但進一步解說為3年明一經、15年通【五經】之業的時候，就純粹是無稽之談了。【漢書·藝文志】所言『五經』，如何可以用在孔子身上？在孔子時代，作為三代文化之優秀典籍傳世的，是六藝或曰六經，怎麼可能是『五經』呢？
三十而立
楊樹達認為『三十而立』是立於禮，並舉出了一些文獻根據。【泰伯篇】曰：立於禮。【季氏篇】曰：不學禮，無以立。【堯曰篇】曰：不知禮，無以立也。【左傳·昭公七年】曰：孟喜子病不能相禮，及其將死，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干也，無禮，無以立。』然後，楊樹達得出結論說：『三十而立，立謂立於禮也。蓋二十始學禮，至三十而學禮之業大成，故能立也。』但是，所謂立，只能有這一種解釋嗎？春秋文獻中，所謂『立』，絕不是只有一個『禮』是對象詞。【左傳·襄公二十四年】穆叔有一段名言： 可能穆叔所謂立德、立功、立言，才是時人關於『立』的最通常的理解。把『三十而立』解釋成立於禮或學業之成立，都無法得到證實，只是人們的臆測或演繹。 『立』是動詞，意為建立、樹立、確立，對應它的應該是有形而非抽象的東西。一個人的學習達到了什麼水平，有了一種什麼觀念，掌握了什麼技能，類似這樣的情況，大概是不好用『立』來表達的。建立了什麼功業，樹立了什麼旗幟，確立或構造了什麼思想體系，和『立』相對應的應該是類似這些有形的東西。而在孔子30歲的時候，建立了什麼呢？籠統地說他精通了禮的精神，掌握了『五經』之精髓，這能用『立』來表達嗎？聖哲如孔子，說話能如此地沒有邏輯？ 孔子一生能夠說得上立德立功的功業有哪些？筆者20多年前在一本小書中，總結過孔子一生彪炳史冊的歷史貢獻：整理古代文獻，奠定中華文化根基；創立中國傳統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創立中國儒家學派。這三個方面，都是可以稱得上『有所立』的，是建樹，是功業。但這三個方面，有哪一項是孔子在30歲的時候建樹的呢？應該說，孔子在30歲的時候，還談不上有什麼建樹可言。 司馬遷在【孔子世家】中談到30歲時的孔子，記載的是這樣一件事： 孔子答齊景公對，的確是見識卓越，但這又算是什麼建樹呢？此不能為『立』也。其實，以前的注經家並沒有搞清楚對於孔子來說，何謂立、立什麼的問題。他們多是把孔子作為一個以倫理說教為能事的教育家，孔子一生都在教育人如何修養人生，把這段所謂孔子的履歷年譜作為一個教人進學修養的成長經歷，是人生為學修養的幾個階段。【論語】古注中就已經顯示出這樣的傾向，如本文前邊關於本章題旨部分引述到的，邢昺認為它是『孔子輒言此者，欲以勉人志學，而善始令終也』，是一個善始令終的學習歷程；二程認為是『孔子自言其進德之序』，是一個道德修養的過程。近人的講法以錢穆最為典型，他認為『志於學』乃為『讀【論語】之最大宗旨』，而立為『進學之第一階段』，不惑為『進學之第二階段』，知天命為『進學之第三階段』，耳順為『進學之第四階段』，從心所欲不逾矩是『無可再進』而『擬於天』的最高階段，整個全章『乃孔子自述其一生學之所至，其與年俱進之階程』。 孔子『志於學』是沒有問題的，問題在於為什麼而學，學了做什麼，學習就是為着修養人生嗎？孔子不是這樣的腐儒！孔子的最大情懷是救世，是挽亂世之狂瀾，志於學的目的即在這裡。【論語·八佾】篇載，儀邑的地方長官面見孔子之後，說『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他只是通過和孔子的一次談話，就理解了孔子人格，知道這是一個以匡扶天下為己任的人。這位儀邑的地方長官，要遠比後儒只是把孔子看做一個教師爺而顯得眼光犀利。 孔子的確是以匡扶天下為己任，矢志於救世的人。【論語·公冶長】篇載：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這就是孔子的情懷。孔子當然講學問，重修身，但學習和修養的目的，都在於治世，都在於『修己以安百姓』。如果純粹的為學習而學習，那不是孔子。他講得很清楚：『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如果學問不能用到政治上，學以何用？所以，在孔子的學問里，多半都是政治。在他回答弟子和時人問政的言談中，我們可以感受到他是一位睿智的政治家，使其治世，絕對是能臣。他在學生的眼裡，就是這樣的人。【論語·子張】篇載： 子貢講他老師的不可企及，所言即是其治國才能。孔子之志在於入仕，在於治國，在於平天下。他有豪言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他終其一生，都在為走上政壇而準備着，一直等着執掌政壇、施展抱負的機會。孔子一直期盼着來自政局的召喚，待價而沽。然而遺憾的是，直到50歲，他也沒有等來這樣的機會，真是待字閨中無人識呀!所以司馬遷說他『循道彌久，溫溫無所試，莫能己用』，雖然探索治國之道很久，卻總是鬱郁不得志而無所施展。孔子為施展政治抱負，幾乎到了飢不擇食、慌不擇路的程度，甚至曾想過應叛臣之約，去實踐自己的政治理想。僅【史記·孔子世家】就記載了兩起這樣的事情： 這兩次應叛臣之約要出仕的事情，都是因為子路提出質疑而作罷。但每次當子路質疑其行為違背他自己的政治主張時，孔子都還要為自己辯解，說什麼堅硬的東西磨不薄，潔白的東西染不黑。這顯然是強詞奪理。如果你去幫助、輔佐叛臣，就是對周禮及其自己政治理想的嚴重背叛，這個行為本身就已經『黑』了，就已經為世所不容！你不是中看不能吃的匏瓜，是給人吃的，但問題是給誰吃，這裡沒有是非和原則嗎？這兩次事件，前者是定公九年（公元前501年），是年孔子50歲；後者是定公十五年，孔子57歲，這都已經是過了所謂『知天命』的年齡。『知天命』之後的孔子，為了有施展政治抱負的機會，還都如此地不顧及做人的底線！如果我們相信孔子所言，他這樣做的目的是『如用我，其為東周乎』，那就可以想象，他對實現所謂治國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到了多麼痴迷、執着甚至偏執、焦慮的程度。這些清楚地說明，在孔子看來，一個人應該有所『立』的，絕不是什麼個人修養的品級，而是政治功業！ 那麼，從治國平天下的政治志向上說，30歲時的孔子，還是一事無成，他會說自己已經有所『立』了嗎？特別是到了晚年，回憶起青年時期鬱郁不得志的經歷，他能說出『三十而立』的話嗎？『三十而立』絕非孔子之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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