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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儒』的文字史分析
『儒』字從典籍而言，始見於【論語】。【雍也】篇云『子謂子夏曰：『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說明『儒』這個提法在孔子之後就出現了，而且社會上的 『儒』者還往往有所不同，故有君子儒、小人儒之說。從文字史而言，則始見於小篆，見如下圖『儒』字從人從需。所如果從字面來解釋『儒』的本義，必須首先了解『需』的本義。
『而』字的本意，【說文】說法即『頰毛也。』【注】臣鉉等曰：今俗別作髵，非是。【周禮·冬官考工記·梓人】作其鱗之而。【注】之而，頰也。『而』字按照【漢典】的解釋，『(象形。小篆字形,象鬍鬚形。上面的『一』表示鼻端,『|』表示人中;下面分內外兩層,外層象兩腮的鬍子,內層象生在嘴下的鬍子。』 但是『而』字已經在甲骨文、金文中出現，從字形而言，既可解釋為人的鬍鬚，也可解釋為植物的根須，當泛指須狀物也。
古人最晚在金文中合『雨』、『而』二字為『需』。當時指植物種子遇雨方能生根而後發芽之意也。說文則云：『須（彡下多立字）也。遇雨不進，止須（彡下多立字）也。從雨而聲。【易】曰：『雲上於天，需。』相俞切【注】臣鉉等案：李陽冰據【易】『雲上於天』云：『當從天』。然諸本及前作所書皆從而，無有從天者。【注】需（上雨下天），古文。』按照這個說法，唯有【易】中需字為上雨下天的寫法，所以本文亦從不從之。【說文】作為中國第一部系統地分析漢字字形和考究字源的字書，系漢朝學者許慎著於安帝建光元年(公元121年)，但許慎對甲骨文是沒有研究的，其所作的解釋，亦不過是一時之言。【易•需彖】則雲需，須也。險在前也。【漢典】則解釋為『會意。從雨而聲。「需」指遇雨,停在那裏等待。本義:等待。』應該說均是比較勉強的。
『需』與『須』二字從文字史看，經常相與相隨，正如【易】所言『需者，須也』。時至今日，『必需』和『必須』兩個詞語還經常為人所混用。個人認為，『需』字是會意字，從雨從而，當指植物種子遇雨水方能生長根系也。
接下來說『需』字衍生出『孺』與『儒』等文字的內在邏輯。『需』因為寓指了植物的萌芽的必要條件，且有強調生命柔弱之意，故而從『需』演繹出『孺』字。『孺』字，【說文】解為 『乳子也。』而『儒』恰恰正是針對對當時的諸侯以下貴族子弟的末年人進行教育的地方官學之師，即教養孺子之人也。對於這一點，要進一步地分析，則不能停留在字面的解釋上，必須首先對先秦時期的教育制度有所了解。
2、儒的教育史分析
在周朝時期，古人就已經十分重視教育。按照【周禮】說法：
『師氏掌以媺詔王。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為道本；二曰敏德，以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居虎門之左，司王朝，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弟，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従，聽治，亦如之。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且蹕，朝在野外，則守內列。
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乃教之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日車馬之容。凡祭禮、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従。聽治，亦如之。使其屬守王闈。』
從上文可知，『師氏』和『保氏』負責君王和國子的教育責任。師氏主『明善』，即『以媺詔王』，就是專門給君王講為善的道理，從現在的話說，就是正面引導，同時，以三德三行以教國子，所教內容即『崇德』。保氏主『去惡』，即『諫王惡』，而且教國子以『六藝六儀』。
『師氏』或『保氏』何以在教國子的同時要掌媺詔王和掌諫王惡，且『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従，聽治，亦如之。』因為王者作為國子之時，均系『師氏』和『保氏』所調教之。但是師氏和保氏的地位並不高，錄屬於大司徒。【周禮.地官司徒第二】云：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乃立地官司徒，使帥其蜀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教官之屬：
大司徒，卿一人。小司徒，中大夫二人。鄉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
師氏，中大夫一人、上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保氏，下大夫一人、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儒者並不負責國子教育之列。『儒』分別見於周禮中關於『大司徒』和『太宰』之職的文字，其文曰：
『大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以九兩系邦國之民：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長，以貴得民。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五曰宗，以族得民。六曰主，以利得民。七曰吏，以治得民。八曰友，以任得民。九曰藪，以富得民。正月之吉，始和，布治於邦國都鄙，乃縣治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斂之。置其輔。乃施典於邦國，而建其牧，立其監，設其參，傅其伍，陳其殷，置其輔。乃施則於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陳其殷。乃施法於官府，而建其正，立其貳，設其考，陳其殷，置其輔。凡治，以典待邦鞏之治，以則待都鄙之治，以法待官府之治，以官成待萬民之治，以禮待賓儈其疚。』
『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王安邦國。……以本俗六安萬民：一曰媺宮室，二曰族墳墓，三曰聯兄弟，四曰聯師儒，五曰聯朋友，六曰同衣服。正月之吉，始和，布教於邦國、都鄙，乃縣教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教象。挾日而斂之，乃施教法於邦國、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令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愛；四閭為族，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賙；五州為鄉，使之相賓。』
大宰系治官之長，而大司徒為教官之長。大宰掌典，首先是修典立法。大司徒負責具體施政及教化。在大宰的職責中，有『以九兩系邦國之民』就是用九種組織方式協調管理百姓，所謂『兩』即『耦』，本義為『耦合』。其中『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這裏的師並非前面提到的『師氏』，而是指地方上的有才之人，同樣儒，亦是指地方上的有德之人，其教化的對象均是平民百姓。其就職可能在 『鄉校』，也即周朝的地方學校，也即六鄉州黨的學校。這裏『師』和『儒』用今天的話說，既是指教育行業，也是指教育職業。大宰所負責的內容，主要還是為之建章立制。而大司徒以『以本俗六安萬民』，其中『四曰聯師儒』，則是可見其是地方教育體系的具體管理者和組織者。
所以，從周禮可知，『保氏』和『師氏』主要是負責當時天子和諸侯子弟的教育，而 『師』與『儒』主要是負責在地方上諸侯以下貴族子弟的教育。『保氏』和『師氏』、『師』和『儒』均屬於官學體系。『保氏』以三德三行教國子，『儒』者以道得萬民，師氏以六藝六儀教國子，師者以賢得其民，這樣的對應關係應該是可以成立的。所謂『得』者即『教化』之意也。所以『保氏』，『師氏』，『師』， 『儒』均是以『教育』為業，無非是『教育』對象不同而已，正因為『教育』對象不同，所以，『保氏』，『師氏』與『師』、『儒』的地位相差也是十分懸殊。 『保氏』為中大夫，『師氏』為下大夫，而『師』、『儒』則可能只是地方之『士』。但是按照大司徒職責而言必須『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教、友、睦、姻、任、恤。三日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亦可知，『師』與『儒』所教內容與『師氏』和『保氏』所教科目並無二致，若有區別，但唯層次有高下，深淺有不同。從這裏，可知儒學本來應該是針對諸侯以下貴族和國人子弟的官學之一，且以德育、智育為主旨。
到了春秋時期，禮崩樂壞，針對天子和諸侯國子教育自然鬆弛，天子、諸侯一代不如一代，僅僅作為中大夫的『保氏』和下大夫『師氏』的政治和教育作用則日見弱化，官學教育特別是道德教育形同虛設，所謂『掌媺詔王』和『掌諫王惡』更是不可能。地方官學在社會動盪中並未解體，但是要做到有教無類，則是不可能的。社會變革使得大量的庶人更加具有人身自由，通過一技之長甚至可以擠身於士的行列，這些均刺激了民間教育的發展。當時以六藝相授者，恐怕非孔子一人。但是在私塾中以堅持以『道』教民者，可能孔子是比較突出的。也正是符合了『四曰儒，以道得萬民』的特徵，所以使得人們將孔學的私學和官方的儒學緊密聯繫在一起。
但是從孔學到儒學，仍然經歷了一段時間，實際上在春秋到戰國期間，地方官學仍然存在，大概是並存的局面。出於有教無類的教育平等觀念，以及孔子對聖人之道，文武之道的推崇，所以孔子私學所教與官學『保氏』和『師氏』所教並無二致。這樣實際上孔子的私學所教甚至了超出了原來地方官學的層次。當時孔子對子夏亦云『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所謂小人儒者是指六藝也，對此子夏亦云，『雖小道，必有可觀者』。【論語】的【子張】一篇亦云：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灑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 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實際上這正是小人儒和君子儒之辨。小人儒者往往『灑掃應對進退』則可矣，而君子儒恰恰是則把『克已復禮為仁』，『修己以敬』、『修己安人』、『修己安百姓』擺到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更加注重『崇德』。
同時由社會的解體，使得局限於傳統典籍的官學教育也滿足不了當時社會形勢的新需要，大量的新生平民階層的子弟往往被也排除在官學之外。所以，一時間孔門的聲望甚至壓過了官學。孔子去世後，在孔門弟子的繼續傳播下，孔學在社會上影響日趨擴大，實際上最終滲透到地方官學之中，很可能出現了官學和私學趨同的局面。進入戰國時代，社會動盪更加劇烈，諸侯征戰連年不已，官方所謂保氏、師氏、師、儒之學則恐怕早已廢置。隨着天下無道日甚，周天子地位的衰落，諸侯國的滅亡，故而『無道則去』，所以相關職位的人員出走避禍或者隱居求志，散落到地方和民間是極其可能的，這實質上進一步推動了私學的興起。來自民間的孔門之屬的『下學上達』和散落民間的『保氏』、『師氏』、『師』、『儒』者『上學下達』，兩者相互融合，並以個人身份積極參與政治，鼓吹自身的社會主張，最終形成了『儒家』一說的出現。官學下落到民間之後，人們從其教育對象出發而言，後世仍然稱之為儒學。所以儒學不再僅僅是當時地方官學的代稱。但是私學的出現也使得地方官學中師之教和儒之教兩者合二為一，不再絕對的兩分。由於此類學者、士人更加突出『德』，強調『王道』，所以儒學也就成為其學說的正式名稱。
與此同時，列國諸侯為稱霸的需要，同樣出於裝點門面、籠絡人心、網羅人才的種種複雜動機，儒士和其他諸子百家一道遊走於各方諸侯之間，如齊國的稷下學宮便搜羅一大批學者，成為當時學術中心。對於發展儒家思想做出了重大貢獻的孟子和荀子均在稷下學宮任職。應該說類似於稷下學宮『不任職而論國事』、『不治而議論』、『無官守，無言責』的純粹學術風氣，對孔學『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的實學傳統產生了重大的衝擊。『儒士』一詞最終也慢慢的演成了『文士』的代名詞。所謂『儒生』、 『書生』一說，往往也由此而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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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帖，受教了，特別是對儒字的解釋，及儒家早期教育的介紹，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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