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简佐证现存传世本古文《尚书》系伪书

清华大学图书馆实验室内，专家正在观摩一批尚待研究的战国竹简。这批竹简被浸泡在特殊的药水里，独立绑在薄玻璃片上，都做了详细的标记。工作人员介绍，这些文物很“脆弱”，怕见光和细菌，专家们短暂观察后，竹简马上又被送回保存箱。

清华简佐证现存传世本古文《尚书》系伪书

“清华简”上字迹清晰可辨。

清华简佐证现存传世本古文《尚书》系伪书

专家展示部分清华大学珍藏战国竹简的研究成果。

作为我国最古老的历史文献，《尚书》是我国历代统治者治理国家的“政治课本”和理论依据。然而，由于真正的《尚书》命运多舛，两千多年来，我国学术界一直对传世的古文《尚书》存在真伪之争。

在清华大学入藏的一批战国竹简中，专家们激动地看到了失传两千多年的《尚书》真正原貌。事实证明，现今传世两千多年的古文《尚书》确系“伪书”。

真正的古文《尚书》命运多舛

据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刘国忠教授介绍，《尚书》相传为孔子编定。孔子晚年集中精力整理古代典籍，将上古时期的尧舜一直到春秋时期的秦穆公时期的各种重要文献资料汇集在一起，经过认真编选，挑选出100篇，这就是百篇《尚书》的由来。相传孔子编成《尚书》后，曾把它用作教育学生的教材。在儒家思想中，《尚书》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颁布《挟书令》，禁止民间收藏图书，凡是民间收藏的《诗》、《书》及诸子百家的著作，全都要送交官府，集中烧毁。秦代的焚书给《尚书》的流传带来毁灭性打击，原有的《尚书》抄本几乎全部被焚毁。汉代重新重视儒学，由秦博士伏生口授、用汉代通行文字隶书写的《尚书》，共28篇，人们称之为今文《尚书》。

西汉时期，相传鲁恭王在拆除孔子故宅一段墙壁时，发现了另一部《尚书》，是用先秦六国时的字体书写的，人们称之为古文《尚书》。古文《尚书》经过孔子后人孔安国的整理，篇目比今文《尚书》多16篇。

然而，在西晋永嘉年间的战乱中，今、古文《尚书》全都散失了。东晋初年，豫章内史梅赜给朝廷献上了一部《尚书》。这部《尚书》共有58篇，包括今文《尚书》33篇、古文《尚书》25篇。现今流传两千多年的《尚书》，全都是根据梅赜所献的这个本子编修。

我国宋、元、明、清的许多学者，都对梅赜所献的这本来历蹊跷的《尚书》产生疑问。一些学者认为“《尚书》唯今文传自伏生口诵者为真，古文出自孔壁中者尽为后儒伪作”，清代学者阎若璩还专门写了一本《古文尚书疏证》，系统论证古文《尚书》为伪作。但也有一些学者坚信东晋以来的古文《尚书》不伪，认为现存的古文《尚书》可能是根据秦火以后所传的零星断简增补而成。

传世《尚书》与“清华简”不符

在上海文艺出版集团中西书局出版的“清华简”第一辑整理报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中，收录了《尹至》《尹诰》《程寤》《保训》《耆夜》《金縢》《皇门》《祭公》和《楚居》共9篇简文。

其中，属于古文《尚书》一类的文献有《尹诰》篇，专家将其与传世的古文《尚书》中《咸有一德》篇进行比对后发现，“清华简”《尹诰》属于秦始皇焚书之前真正的《尹诰》写本，而传世的古文《尚书》中《咸有一德》篇与之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相同的例子还见于《说命》篇。传世的古文《尚书》中的《说命》篇共由3篇组成，记载了商王武丁与其大臣傅说之间的相关事迹。“清华简”中也有《说命》篇，题为《傅说之命》，也是由3篇组成，其中部分内容与《国语·楚语》的引文完全一致，证明是先秦时期《说命》篇的原貌。

然而，同《尹诰》篇一样，传世的古文《尚书》中《说命》篇与“清华简”《傅说之命》也完全不同，证明也是后人编造的。

“从‘清华简’提供的这些证据来看，传世两千多年的古文《尚书》确实是一部伪书，自北宋以来，许多学者对它的怀疑和否定是完全正确的。”刘国忠说，“通过‘清华简’，我们不仅真正看到了古文《尚书》的原貌，还可以为长久以来的古文《尚书》真伪之争画上一个圆满句号，这怎能不令人欣喜异常呢！”

“清华简”还发现《尚书》新篇目

据刘国忠介绍，“清华简”中《尚书》一类文献中，还有一些从来不为后人所知的篇目，如已收录在《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中的《尹至》篇和《保训》篇。

《尹至》篇共有4支竹简，简长45厘米，原无标题，简背有次序编号。简的长度与字体风格均与《尹诰》篇相同，内容也密切相关，篇中所述的是伊尹见商汤时的对话。

在简文中，伊尹说到夏的民众怨恨其后（即桀）。关于夏后（桀）的罪恶，伊尹特别举出“龙（宠）二玉”，即宠爱琬、琰两位妃子。简文中还提到了夏民发生疾病。夏末疾病流行、民众困苦不堪，这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民众与统治者之间的矛盾。

“《尹至》的面世，使我们对夏朝末年的政治和社会状况有了更深的理解和把握，同时也使我们意识到，先秦《尚书》一类的文献确实是很多，除了百篇《尚书》之外，还有许多重要的篇目。”刘国忠说，“而我们居然能在几千年后的今天，重新读到百篇《尚书》之外的《尚书》类文献，真是太有眼福了！”

“清华简”解密

一套深蓝色、超规格、线装六开本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近日正式出版。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将这部珍贵历史著作命名为《系年》。《系年》共有138支竹简，字迹清晰，保存较好，只有个别残损之处。全篇共分为23章，概要记述了从西周初年一直到战国前期的历史。

秦人最早居住地在今甘肃甘谷县西南

在我国历朝历代中，秦朝存在的时间虽然短促，但对后世的影响却相当深远。秦人从哪里来，秦文化有怎样的历史背景，学术界历来有种种看法，争论已久。这部被命名为《系年》的历史著作，或可为这些学术争论画上圆满句号。

《系年》第三章中记载：“飞廉东逃于商盍(奄)氏。成王伐商盍，杀飞廉，西迁商盍之民于邾 以御奴之戎，是秦先人。”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李学勤教授认为，秦的先人是原在东方的“商奄之民”，秦人最早的居住地在“邾 ”，在今甘肃甘谷县西南。

司马迁在《史记·秦本纪》及《赵世家》中曾经详述秦的先世，商朝晚期有戎胥轩，娶郦山之女，生中谲，“在西戎，保西垂”。中谲的儿子是飞(或作蜚)廉，飞廉的儿子是恶来，父子三代都是商朝末年的著名人物。《秦本纪》曾记载：“恶来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纣。”

“由《系年》简文知道，商朝覆灭之后，飞廉由商都向东，逃奔商奄。奄是东方大国，是商王朝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传统上认为奄国即在今山东曲阜，但当时奄的国境范围肯定要大得多。”李学勤介绍说。

“奄国等嬴姓东方国族的反周，飞廉肯定起了促动的作用。乱事失败以后，周朝将周公长子伯禽封到原来奄国的地方，建立鲁国，统治‘商奄之民’。”李学勤说，“但在《系年》发现以前，从没有人知道，还有‘商奄之民’被周人强迫西迁一事，而这些‘商奄之民’正是秦的先人，这真是令人惊异的事。”

“在《系年》的记载中，明确指出周成王把商奄之民西迁到‘邾 ’这个地点，这也就是秦人最早居住的地方。”李学勤说， ’在战国楚文字中常通读为‘吾’。因此，‘邾 ’即是《尚书·禹贡》雍州的‘朱圉’，《汉书·地理志》天水郡冀县的‘朱圄’，在冀县南梧中聚，可确定在今甘肃甘谷县西南。”

近年来的考古已证实，甘肃甘谷西南，即今甘肃礼县西北，正是早期秦文化可能的发源地。

对《史记》等典籍或有重大订正作用

《系年》或可对传世的《左传》、《国语》、《史记》等典籍有重大订正作用。

据李学勤教授介绍，“清华简”《系年》是自西晋发现《竹书纪年》之后，历经1700多年，我国又一次重新发现的秦代以前的完整史书。根据简文所叙述的史实，《系年》约作于西元前380年至西元前370年的楚肃王时代，其中有许多事件不见于传世文献，或可对我国传世的《左传》、《国语》、《史记》等典籍有重大的订正作用。

《系年》简文还是一部周朝的断代史。其中第一至四章综述西周史事，从武王伐纣、周公东征讲到周王室衰落，晋、郑、楚、秦、卫等诸侯国兴起，特别是西周的覆亡、周平王东迁的历程等，许多地方足以补充和纠正传世史籍的记载。 “《系年》简文中关于战国前期历史的各章，所记重大事迹多为传世文献所缺载，真正填补了古史的空白，十分珍贵，必将对我国古史研究产生深远影响。”李学勤说。

据介绍，“清华简”总数量约为2500枚，整理研究工程浩大，预计整个整理出版工程将耗时十年以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每辑均收录竹简的原大与放大图版、释文与注释、竹简字形表等，将对我国考古学、文字学、历史学、文献学等领域的研究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首次披露周文王临终遗言

三千多年前，周文王临终前对他的儿子太子发交代些什么？我国古史书籍中从未见过。“清华简”在我国历史上首次披露了周文王的临终遗言，专家们认为遗言里“中”的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

据李学勤介绍，这篇简文共有11支简，每支22至24个字，其中第2支简上半残失，还没有找到，不过篇文大体已经齐全。这些简的长度只有28.5厘米，是“清华简”中最早编排起来的一篇简书，并被命名为《保训》，现已收录于上海文艺出版集团中西书局出版的《清华大学藏战国书简(壹)》一书中。

据清华大学出土文献与保护中心刘国忠教授介绍，经过专家们反复讨论，《保训》简的释文大致内容是：周文王在位五十年的时候得了重病，他预感到自己将要离开人世，担心没有时间向其继承人传授宝训，戊子这一天，他自己洗了脸，第二天他把太子发(即后来的周武王)找来，对太子发说：

“我的病已经很严重了，担心没有时间对你加以训告。过去人们传承‘宝训’，一定要把它背诵下来。现在我病得这么重，你一定要把我说的话记下来。要恭敬做事，不要放纵自己。”

“以前舜出身于民间，亲自参加劳动，舜就去求取‘中’，能够自我省察，将事情做好。舜获得了‘中’后，更加努力，毫不懈怠。舜的行为得到了尧的赞赏，尧就把自己的君位传给了舜。”

李学勤认为，《保训》里所含的“中”的观念，或称中道，是《保训》全篇的中心，它与儒家后来所说的“中庸之道”有着内在的联系。

中国文字学会会长、安徽大学中文系黄德宽教授认为，《保训》蕴含的思想关涉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中道”和“阴阳和谐”观念，这些观念都是长期影响中国主流文化的核心元素。

延伸阅读
“第三次重大发现”

2008年7月，一位校友向清华大学捐赠了2388枚战国竹简(简称“清华简”)，竹简上记录的经史类书，大多数前所未见。曾任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专家组组长的李学勤教授评价说，“这将极大地改变中国古史研究的面貌，价值难以估计”。

同年7月15日，装载着竹简的塑料箱通过海关抵达清华大学，一开箱，大家就闻到一股刺鼻的化学药品气味。据介绍，竹简在流转海外的过程中，持有者大概为了卖个好价钱，就用竹片把竹简托起来，但是他们用的竹片没有经过消毒处理，搞得竹简上全是霉点。其后，专家们用最小最软的画笔洗掉霉点，把竹简泡入无菌蒸馏水里。在校方的支持下，还为竹简建起了恒温恒湿的保藏室。

简的形制多种多样，最长的46厘米，最短的10厘米左右。简上的墨书文字出于不同书手，风格不尽一致，大多精整清晰。少数简上还有红色的格线，即所谓“朱丝栏”。

受清华大学委托，北京大学加速器质谱实验室、第四纪年代测定实验室对清华简无字残片样品做了AMS碳14年代测定，经树轮校正的数据是：西元前305±30年，即相当战国中期偏晚，与由古文字学观察的结果一致。专家还请清华大学分析中心对竹简残片的含水率做了测定，结果是400%，这是曾经在水中浸泡千年才有的结果，现代人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李学勤说：“我们大胆猜测一下，如果这批竹简出自湖北，它的制成年代是在白起伐楚(西元前278年)之前。”

拍照后，专家们将简的数码照片投影于墙壁上，一枚一枚地依次试读。这样的读法有两个不能回避的问题，一个是这批竹简久已散乱，大多数失去了原来的次序，折断的也没有拼合起来；另一个是竹简上的战国文字久已失传，解读起来有很多障碍。

不过，专家们就像玩拼图一般，根据竹简长短、编绳位置、版式、字体和字符间距、竹简内容等对各种信息进行了综合分析，终于在竹简中找到了至少63篇书。

“清华简”让我们发现了成批的先秦“秦王焚书”以前传统文化的典籍，这些都属于经史类典籍，包括古文《尚书》。此前，我们成批出土的都是诸子百家的，经史类的还属于第一次。当年王国维曾提到“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现”有两次，“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而此次“清华简”的发现意义不亚于这两次，可以称为“第三次重大发现”。

从内容上来看，“清华简”中不光有《尚书》，《诗》、《礼》、《乐》的材料都有。“诗书礼乐”是流传了两千多年的经典。此外，还有与周代有关的历史，包括楚国历史。这些内容过去有些书中有记载，但语焉不详。新发现的内容则可以纠正传统误解、对周代历史的重新审视、建立都有极大意义。由此，这批“清华简”的发现研究，不仅是对文献本身具有重大意义，还为我们打开了认识古代面貌的新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