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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三十而立” 首先是要弄明白“立什么”的问题。自汉以来，在这个问题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汉书·艺文志》有言曰：“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经立也。”皇侃《论语义疏》缘此认为：“立，谓所学经业成立也。古人三年明一经，从十五至三十是又十五年，故通《五经》之业，所以成立也。”但这个说法很牵强。当他说“立”意味着经业之成立的时候，还可以看做是一种猜测，还可以备为一说。但进一步解说为3年明一经、15年通《五经》之业的时候，就纯粹是无稽之谈了。《汉书·艺文志》所言“五经”，如何可以用在孔子身上？在孔子时代，作为三代文化之优秀典籍传世的，是六艺或曰六经，怎么可能是“五经”呢？
三十而立
杨树达认为“三十而立”是立于礼，并举出了一些文献根据。《泰伯篇》曰：立于礼。《季氏篇》曰：不学礼，无以立。《尧曰篇》曰：不知礼，无以立也。《左传·昭公七年》曰：孟喜子病不能相礼，及其将死，召其大夫曰：“礼，人之干也，无礼，无以立。”然后，杨树达得出结论说：“三十而立，立谓立于礼也。盖二十始学礼，至三十而学礼之业大成，故能立也。”但是，所谓立，只能有这一种解释吗？春秋文献中，所谓“立”，绝不是只有一个“礼”是对象词。《左传·襄公二十四年》穆叔有一段名言： 可能穆叔所谓立德、立功、立言，才是时人关于“立”的最通常的理解。把“三十而立”解释成立于礼或学业之成立，都无法得到证实，只是人们的臆测或演绎。 “立”是动词，意为建立、树立、确立，对应它的应该是有形而非抽象的东西。一个人的学习达到了什么水平，有了一种什么观念，掌握了什么技能，类似这样的情况，大概是不好用“立”来表达的。建立了什么功业，树立了什么旗帜，确立或构造了什么思想体系，和“立”相对应的应该是类似这些有形的东西。而在孔子30岁的时候，建立了什么呢？笼统地说他精通了礼的精神，掌握了“五经”之精髓，这能用“立”来表达吗？圣哲如孔子，说话能如此地没有逻辑？ 孔子一生能够说得上立德立功的功业有哪些？笔者20多年前在一本小书中，总结过孔子一生彪炳史册的历史贡献：整理古代文献，奠定中华文化根基；创立中国传统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创立中国儒家学派。这三个方面，都是可以称得上“有所立”的，是建树，是功业。但这三个方面，有哪一项是孔子在30岁的时候建树的呢？应该说，孔子在30岁的时候，还谈不上有什么建树可言。 司马迁在《孔子世家》中谈到30岁时的孔子，记载的是这样一件事： 孔子答齐景公对，的确是见识卓越，但这又算是什么建树呢？此不能为“立”也。其实，以前的注经家并没有搞清楚对于孔子来说，何谓立、立什么的问题。他们多是把孔子作为一个以伦理说教为能事的教育家，孔子一生都在教育人如何修养人生，把这段所谓孔子的履历年谱作为一个教人进学修养的成长经历，是人生为学修养的几个阶段。《论语》古注中就已经显示出这样的倾向，如本文前边关于本章题旨部分引述到的，邢昺认为它是“孔子辄言此者，欲以勉人志学，而善始令终也”，是一个善始令终的学习历程；二程认为是“孔子自言其进德之序”，是一个道德修养的过程。近人的讲法以钱穆最为典型，他认为“志于学”乃为“读《论语》之最大宗旨”，而立为“进学之第一阶段”，不惑为“进学之第二阶段”，知天命为“进学之第三阶段”，耳顺为“进学之第四阶段”，从心所欲不逾矩是“无可再进”而“拟于天”的最高阶段，整个全章“乃孔子自述其一生学之所至，其与年俱进之阶程”。 孔子“志于学”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在于为什么而学，学了做什么，学习就是为着修养人生吗？孔子不是这样的腐儒！孔子的最大情怀是救世，是挽乱世之狂澜，志于学的目的即在这里。《论语·八佾》篇载，仪邑的地方长官面见孔子之后，说“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他只是通过和孔子的一次谈话，就理解了孔子人格，知道这是一个以匡扶天下为己任的人。这位仪邑的地方长官，要远比后儒只是把孔子看做一个教师爷而显得眼光犀利。 孔子的确是以匡扶天下为己任，矢志于救世的人。《论语·公冶长》篇载：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这就是孔子的情怀。孔子当然讲学问，重修身，但学习和修养的目的，都在于治世，都在于“修己以安百姓”。如果纯粹的为学习而学习，那不是孔子。他讲得很清楚：“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如果学问不能用到政治上，学以何用？所以，在孔子的学问里，多半都是政治。在他回答弟子和时人问政的言谈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是一位睿智的政治家，使其治世，绝对是能臣。他在学生的眼里，就是这样的人。《论语·子张》篇载： 子贡讲他老师的不可企及，所言即是其治国才能。孔子之志在于入仕，在于治国，在于平天下。他有豪言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他终其一生，都在为走上政坛而准备着，一直等着执掌政坛、施展抱负的机会。孔子一直期盼着来自政局的召唤，待价而沽。然而遗憾的是，直到50岁，他也没有等来这样的机会，真是待字闺中无人识呀!所以司马迁说他“循道弥久，温温无所试，莫能己用”，虽然探索治国之道很久，却总是郁郁不得志而无所施展。孔子为施展政治抱负，几乎到了饥不择食、慌不择路的程度，甚至曾想过应叛臣之约，去实践自己的政治理想。仅《史记·孔子世家》就记载了两起这样的事情： 这两次应叛臣之约要出仕的事情，都是因为子路提出质疑而作罢。但每次当子路质疑其行为违背他自己的政治主张时，孔子都还要为自己辩解，说什么坚硬的东西磨不薄，洁白的东西染不黑。这显然是强词夺理。如果你去帮助、辅佐叛臣，就是对周礼及其自己政治理想的严重背叛，这个行为本身就已经“黑”了，就已经为世所不容！你不是中看不能吃的匏瓜，是给人吃的，但问题是给谁吃，这里没有是非和原则吗？这两次事件，前者是定公九年（公元前501年），是年孔子50岁；后者是定公十五年，孔子57岁，这都已经是过了所谓“知天命”的年龄。“知天命”之后的孔子，为了有施展政治抱负的机会，还都如此地不顾及做人的底线！如果我们相信孔子所言，他这样做的目的是“如用我，其为东周乎”，那就可以想象，他对实现所谓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到了多么痴迷、执着甚至偏执、焦虑的程度。这些清楚地说明，在孔子看来，一个人应该有所“立”的，绝不是什么个人修养的品级，而是政治功业！ 那么，从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志向上说，30岁时的孔子，还是一事无成，他会说自己已经有所“立”了吗？特别是到了晚年，回忆起青年时期郁郁不得志的经历，他能说出“三十而立”的话吗？“三十而立”绝非孔子之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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