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十二

一民族一国家历史之演进，有其生力焉，亦有其病态焉。生力者，即其民族与国家历史所推进之根本动力也。病态者，即其历史演进途中所时时不免遭遇之顿挫与波折也。人类历史之演进，常如曲线形之波浪，而不能成一直线以前向。若以两民族两国家之历史相比并观，则常见此时或彼升而我降，他时彼降而我升。只横切一点论之，万难得其真相。今日治国史者，适见我之骤落，并值彼之突进，意迷神惑，以为我有必落，彼有必进，并以一时之进落为彼、我全部历史之评价，故虽一切毁我就人而不惜，惟求尽废故常，以希近似于他人之万一。不知所变者我，能变者亦我，变而成者依然为我。譬之病人，染病者为我，耐病者亦我，脱病而复起者仍我也。一切可变，而『我』不可变。若已无我，认为变者？变而非我，亦何希于变？必有生力，乃可去病。病有其起因，而非生力之谓。若医者谓：『君病之起，起于君之有生，君当另换一无病之生』，此为何等医耶！讳疾拒医固不当，亦未有因人病而从头绝其生命以为医者。故治史者，必明生力，明病态。生力自古以长存，病态随时而忽起。今日之中国，显为有病，病且殆矣，万不容讳。然犹有所希冀者，其人虽病，尚有内部自身生力可以为抗。若如今人乃仅婉言之，直捷而道，惟有早日绝其生命之一法而已。凡此皆指『生原』为『病原』之妄说也。

『生原』者，见于全部潜在之本力，而『病原』则发于一时外感之事变。故求一民族一国家历史之生原者，贵能探其本而揽其全；而论当前之病态者，则必辨于近世而审其变。国史绵历，既四、五千年于兹，其病象之见于各时期者，推原寻因，不能全同。有染沾稍久者，亦有仅起于当前者。

要而言之，国史自隋唐以来，科举制既兴，士族门第之地位消融渐尽，而社会走上平铺散漫之境，此中国晚近世一大变也。

逆溯中国当前病象，推之最远，至于中唐安史之乱以来而极。究生力必穷之最先，诊病况必详之最后。西人论史，盛夸起文明光昌，而渊源所自，必远本之于希腊、罗马。国人捧心效颦，方务于自谴责，而亦一一归罪于古人，断狱于唐虞三代之上，貌是而神非，甚矣其不知学也。

中唐以来之社会，既成一平铺散漫之社会，而其政治，仍为一和平的大一统之政治。故一『王室』高高在上，而『社会』与『政府』之间，堂阶益远，常易招致『王室』与『政府』之娇纵与专擅，一也。

社会无豪强巨富，虽日趋于平等之境，然贫无赈，弱无保，其事不能全仰之于政府，而民间每苦于不能自振奋，二也。

政府与民间之所以赖以沟通者，曰惟『科举』，然科举既悬仕宦为鹄的，则从事于投选者，往往忘其义命而徒志于身家之富贵与温饱，三也。此三者，厥为中唐以来中国政治、社会走入一新境后所易犯之病征。

宋儒讲学，即针对此病态而发。然而宋之为病，尚不止于此。宋人不能自解救，而招致蒙古之入主，一切政制，为急剧之退转，益与后世中国以莫大之创伤。

明祖崛起草泽，征元政废弛，罢宰相，尊君权，不知善为药疗，而转益其病。清人入关，盗憎主人，钳束猜防，无所不用其极，仍袭明制而加厉。故中国政制之废宰相，统『政府』于『王室』之下，真不免为独夫专制之黑暗所笼罩者，其事乃起于明而完成于清，则相沿亦已六百年之久。

明儒尚承两宋遗绪，王室专制于上，而士大夫抗争弥缝于下，君臣常若水火，而世途犹赖有所匡系。故明之亡而民间之学术气节，尚足照耀光辉于前古。清人又严加摧抑，宋、明七百年士人书院民间自由讲学之风遂炽。于是士大夫怵于焚坑之酷，上之为训诂、考据，自藏于故纸堆中以避祸，下之为八股、小楷，惟利禄是趋。

于是政府与民间所赖以沟贯之桥梁遂腐断，所赖以流通之血脉遂枯绝。中国之幸免于乱者，亦惟满清诸豪酋猜防压制、诱胁愚弄之力。此稍读康、雍、乾三朝史略，可以知之。故使世运益败坏于冥冥漠漠之中，而姑以搏一时之安宁。此乃斩丧我民族永久之元气，而以换造彼目前之荣华者也。逮满族统治之力既衰，而中国政治、社会之百病，遂全部暴露。

论者每谓自嘉、道以来，东西势力相接触，东方乃相形见拙；此似是而未尽之说也。纵使嘉、道以往，长得闭关自守，海道之局不开，满洲之治权，仍必颠覆，中国仍必大乱。其病先已深中于自身之内部，而外邪乘之，其病象遂益错出。因使庸医操峻剂，更奏迭前，茫昧而杂投，以互期于一逞，则几何其病之不日殆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