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之此书，抑不足以任此。昔有宋司马光，以名世杰出之才，当神宗、王安石锐意变法之际，独愀然以为未当，退而著史，既获刘、范诸君子相从扶翼，又得政府之资助，晏居洛阳，设局从事，先后垂二十年而书成，以为可以“资治”，故名曰《资治通鉴》。其书衣钵沾溉于后世，至今不能废。稍知从事于国史者，恣渔猎焉。
自孔子、史公而下，以通史建大业，推司马氏，岂不伟与！今去司马氏又千年，史料累积，又十、百倍于司马氏之时，而世局之纷纭错综，则更非司马氏当时所能相提并论。又加之以人不悦学，士方蔑古，竞言“革新”者，谓可以绝无资于鉴往知古之劳；而治史者亦务为割裂穿凿，以逃世笑。穷不自揆，避地来滇南，深惭偷生无补国难，独奋私臆，穷教课之余暇，闭居一室，妄自落笔，历时一载，成此区区五十万字。又复蔽帚燕石，妄自珍惜，谓散亡之无日，保藏之难周，朝脱稿，暮付印。欲于我先民以往五千年惨淡经营之史迹，幸有当于其万分之一二。
以视往者司马氏之郑重其事，古今人度量相越，岂不足以愧杀人耶！抑余又惧世之鄙斥国史与夫为割裂穿凿之业者，必将执吾书之瑕疵，以苛其指摘，严其申斥，则吾书反将以张讥国史、薄通业者之焰，而为国史前途之罪人。抑思之又思之，断断无一国人之相率鄙弃其一国之史，而其国其族犹可以长存于天地之间者。亦未有专务于割裂穿凿，而谓从此可以得我先民国史之大体者。
继自今，国运方新，天相我华，国史必有重光之日，以为我民族国家复兴前途之所托命。则必有司马氏其人者出，又必有刘、范诸君子者扶翼之，又必有贤有力者奖成之。而此书虽无当，终亦必有悯其意，悲其遇，知人论世，恕其力之所不逮，许其心之所欲赴。有开必先，若使此书得为将来新国史之马前一卒，拥慧而前驱，其为荣又何如耶！因不辞诮笑而卒布之，并申述其著作之大意焉。
民国二十八年一月
钱穆属稿于宜良西山之岩泉下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