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东汉与西羌
自匈奴主力为武帝彻底击破，直到东汉，实际上中国并无严重的外患。窦宪北伐〔和帝永元元年〕，虽获胜利，并不像卫、霍之费力。
然而东汉却意外的遭受到西羌之侵扰。此乃东汉整个建国形势之弱点的暴露，以及应付的失策，并不在于西羌之难敌。
羌人叛汉，起和帝时，护羌校尉邓训卒后，由于边疆吏治之不整饬。其势并不能与西汉初年之匈奴相提并论，而汉廷早议放弃凉州。安帝永初二年庞参主议，嗣得虞翊谏而止。羌叛凡十余年，汉兵屯边二十余万，旷日无功。羌虏皆骑兵，汉以步卒追之，势不能及，则彼能来我不能往；西汉屯田之所以见效，以先有骑兵之驱逐扫荡，敌已远遁，乃以屯田继之。
军旅之费二百四十余亿，并、凉二州为之虚耗。
虞诩教任尚：『罢诸郡屯兵，各令出钱数千，二十人共市一马，以万骑逐数千之虏，追尾掩截，其道自穷』，任尚竟以立功。可见西羌并非强寇，只在汉廷应付之不得当。
第二次羌变在顺帝永和后，羌寇遍及并、凉、幽、冀四州，用费八十余亿。
第三次羌变在桓、灵时，段颍前后一百八十战，大破东羌，用费四十四亿。羌祸虽歇，而汉力亦疲，接着便是不救的衰运之来临。
当时士大夫见朝事无可为，惟有拥兵以戮力边徼，尚足为功名之一径，如张奂、皇甫规、段颍，皆于此奋起。北虏、西羌斩首或至百万级，以其余力驱芟黄巾，汉之末造，乃转以兵强见。一时士大夫既乐习之，士民亦竞尚之，此乃东汉晚季清谈以外之另一风尚也。以此造成此下三国之局面。专务清谈，不竞武功，乃两晋事。
黄河西部的武力与东部的经济、文化相凝合，而造成秦、汉之全盛，所谓『关东出相，关西出将』，即足表示其意义之一部分。东汉以来，东方人渐渐忘弃西方，中央政府在洛阳，东方人之聪明志气至是而止。西方得不到东方经济、文化之润泽而衰落。而东方的文化经济，亦为西方武力所破毁。
郑太说董卓：『山东承平日久，民不习战；关西顷遭羌寇，妇女皆能挟弓而斗。天下所畏，无若并、凉之人。』皇甫规、张奂、段颍，亦皆凉州人也。一个国家，内部自身存在两种极相违异的社会情态，无有不致大乱者。
董卓领着凉州兵东到洛阳，中国历史，便从此走上中衰的路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