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10-12 14:38
唐代的租庸调制和府兵制，结束了古代的社会。其政府组织和科举制，则开创了后代的政府。但后两者亦各有其流弊与缺点。
科举制让人自由应考，即是广泛的开放政权。此制度容易引起士人充斥、官员多之患。而且唐初入仕之途极广，科举选不过是其间的一项。
高宗时刘祥道疏：『岁入流千五百，经学、时务比杂色人，三分不及一。』玄宗时杨瑒言：『唐兴，二监指两京之国子监。举者千百数，当选者十之二，考功覆校以第。谓经明行修，故无多少之限。今考功限天下明经、进士岁百人，二监之得无几。且以流外及诸色仕者岁二千，通明经、进士十倍。』按：贞元十八年又赦：『自今以后，每年考试所取明经不得过百人，进士不得过二十人。』
于是『官员有数，入流无限，以有数供无限，人随岁积』。高宗显庆二年，黄门侍郎刘祥道奏语。
刘祥道奏谓：『今内外文武宫，一品以下、九品以上，一万三千四百六十五员。年取五百人，三十年得一万五千人，已有剩无少。』而当时每年入流数过千四百人。武后时纳言魏玄同上疏：『诸色入流，岁以千计。羣司列位，无复新加，官有常员，人无定限。选集之始，雾积云屯，擢叙于终，十不收一。』东汉以二十万人举一孝廉，即最盛时亦不逾三百人。
其势循至于为人择官，而非为官择人。其时则『官倍于古， 士十于官，求官者又十于士。 于是士无官，官乏禄，而吏扰人。』玄宗时刘秩语。
通典云：『按格令，内外官万八千八百五员；而合入官者，自诸馆学生已降，凡十二万余员。其外文武贡士，及应制、军功、使劳、征辟、奏荐，诸以亲荫等，大率约八、九人争官一员。』
在此情势下，政府的用人，遂至于徒循资格，推排禄位。
开元时选人渐多，有出身二十年不获禄者。裴光庭为吏部尚书，乃定循资格之制。自下升上，限年蹑级。其有异才高行，听擢不次。然有其制，无其事。有司但守文奉式，循资例而已。庸愚沉滞者皆喜，谓之『圣书』。按：此制崔亮已行之于后魏，裴光庭以后，遂莫能革。
然而禄位仍有限，资格仍无穷。在政海角逐中，渐渐分成朋党，而使在上者亦束缚困制，无可展布。
唐宰相犹得不次用人。代宗时，崔佑甫为相，日除十数人，未逾年，除吏八百员。或谤其所除多涉亲故，佑甫曰：『进拟庶官，必量能补任，若素不知闻，何由察其言行？』识者是之。宪宗时，李吉甫为相，谓学士裴垍曰：『吉甫自尚书郎流落远地十余年，后进人物，罕所接识。君多精鉴，幸闻今之才杰。』垍取笔疏其名氏，得三十余人，数月之内、选用略尽。当时翕然有『得人』称。自文宗以下，朋党议兴，由是进用一官，迁除一吏，各相顾瞻，恐涉讥议。
以前的弊害，在于社会有特殊阶级门第。之存在，政权不公开，政治事业只操于少数人之手。现在的弊害，则因特权阶级逐步衰落，社会各方面人平流竞进，皆得有参政之机会，而政权一解放，政治事业时有不易督责推动之苦。
德宗时沈既济言近代之失『四太』，『入仕之门太多，世胄之家太优，禄利之资太厚，督责之令太薄。』此即申说当时政局之此种病象也。
以上所说，其先并不即是科举制之弊病，只是科举制亦在此种政权公开之趋势下存在。此后科举制逐步推进，入仕之途，逐步集中到科举一门之下，则上述种种病痛，亦全由科举制来保留。
照理论，国家一面公开政权，一面便应实施教育，好使两者分途并进，此在贞观初年颇有其意。
贞观五年以后，太宗屡幸国学，增创学舍一千二百间。国学、太学、四门学，均增生员额。书、算各置博士。凡三千二百六十员。屯营飞骑，亦给博士，授以经业。髙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国，亦遣子弟请入国学。国学之内，八千余人，其盛为近古所未有。
但一到高宗、武后时，此风凌替。
旧唐书儒学传：『高宗嗣位，政教渐衰，薄于儒术，尤重文吏。醇醲日去，华竞日张。则天称制，以权道临下。不吝官爵，取悦当时。生徒不复以经学为意，二十年间，学校顿时隳废。』 新书儒学传谓其时『诸王、驸马皆得领祭酒』，其腐败可想。故刘祥道上疏，谓：『永徽以来，庠序诸生，未闻甄异，奖励之道未周。』
而中宗时，韦嗣立上疏，谓：『国家自永淳以来，二十余载，国学废散，胄子衰缺。时轻儒学之官，莫存章句之选。贵门后进，竞以侥幸升班。寒族常流，复因凌替弛业。』盖武后『重用刑，轻用官』。杨嗣复语。
韦氏当国，亦『擅擢士大夫』。杨瑒语。至太平公主亦常推荐天下士，谓儒者多窭狭，厚持金帛谢之，以动大议，远近翕然归向。经此数番捣乱，士风激变，儒业骤衰，而学校之政终于不振。唐太宗尝问王珪：『近世为国者益不及前古，何也？』对曰：『汉世尚儒术，宰相多用经术士，故风俗淳厚。近世重文轻儒，参以法律，此治化之所以益衰。』唐高宗、武后以后之弊象，王珪已逆知之矣。
国家既无教育，而空悬一格以为考试。此犹专據科举言。诸色人流，以及世胄门荫，并以无之。而考试标准又渐渐趋重于进士科之诗赋。
隋大业置进士科，试策问。唐初亦因之。髙宗永隆二年，考功员外郎刘思立言：『进士惟诵旧策，无实才。』遂诏进士先试杂文两篇，通文律然后试策。所谓杂文，即诗赋之类。玄宗天宝十一载，诏：『进土帖经既通，乃试文、试赋各一篇，文通乃试策。』可见进士科在永隆以前止有对策；天宝以前有策、有诗赋；天宝以后有帖经、有策、有诗赋。说者谓隋以诗赋取士，未是。惟对策多可抄袭，帖经惟资记诵，别高下、定优劣，以诗赋文律为最宜。故聪明才思，亦奔凑于此也。
开元以后，成为风气。
开元以前，未尝专尚进士枓，故天下名士杂出他途。开元以后始尊崇之，故当时名士中此科者十常七、八。其后则公卿非进土出身不为美。开元二十五年敕：『进士以声韵为学，多昧古今；明经以帖诵为功，罕穷旨趣』，是当时未尝不知其流弊，而无以为变。
全国上下尚文之风日盛，尚实之意日衰。
此亦武后时开之。史称：『永淳以来，台阁髦〔音毛〕彦无不以文章达，『而中书舍人尤为朝廷盛选，诸官莫比。』相传武后天授元年，寿春君王盛器兄弟初出阁，同日受册，有司撰仪注，忘载册文。及百寮在列，方知阙礼，宰臣相顾失色。中书舍人王勃立召小史五人，各令执笔，口授分写，同时须臾俱毕。词理典赡，时人叹服。当时所艳称之故事率如此。又，自王通至王勃，一家学术之变，即可以觇世尚也。武后诏张昌宗撰三教珠英，文学士李峤、阎朝隐、徐彦伯、张说、宋之问、崔湜、富嘉谋等二十六人助成之。阎朝隐为武后祷疾少室山，沐浴伏身俎盘，为牺请代。宋之问等至为易之奉溺器。二张诛，朝官房融、崔神庆、崔融、李峤、宋之问、杜审言、沈佺期、阎朝隐等皆坐窜逐。后之问又谄事太平公主见用。安乐公主权盛，复往谐结。此可见当时朝士风习矣。
诗赋日工，吏治日坏。
杜佑通典论此，曰：『国家贞观中，有户三百万。至天宝末，百三十余年，才如隋氏之数。圣唐之盛，迈于西汉，天下编户合踰元始之间，而名籍所少三百余万。直以选贤授任，多在艺文。才与职乖，法因事弊。隳循名责实之义，阙考言询事之道。习程典，亲簿领，谓之浅俗；务根本，去枝叶，目以迂阔。职事委于羣胥，货贿行于公府，而至此也。』长庆初，给事中丁公著高穆宗：『国家自天宝以后，风俗奢靡，宴处群饮，以喧哗沉湎为乐。届重位、秉大权者，尤杂倨肆于公吏之前，曾无愧耻。公私相效，渐以成俗。由是物务多废。』此可与杜佑之言相参证。重艺文，习奢靡，其事亦相因也。
唐代政治界的风习，大有从北朝经术转向南朝文学的意味。这亦是唐代盛运中衰征之一。宋神宗讥唐太宗『为文学庾信』，郑毅夫谓太宗『文章纤靡，不与功业称』。炀帝雎好文，而犹能矫南土之弊；太宗转溺南风。南方之文采风流，终于战胜北人之朴厚，为隋、唐统一盛运中一极可注意之亊，又会昌四年中书门下奏：『齐月断屠，出于释氏。国初风俗，犹近梁、陈：卿相大臣，颇遵此教。』即孔颖达诸人为五经正义，亦多行南废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