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10-12 14:40
政权无限制解放，同时政府组织亦无限制扩大。时则有三省、九寺、一台〔御史〕、五监〔国子、少府、军器、将作、都水。〕唐代的政府组织，其第一可见的缺点，即为重规叠矩，有许多骈拇无用的机关。
范祖禹谓：『既有太尉、司徒、司空，而又有尚书省，是政出于二。既有尚书省，又有九寺，是政出于三。本朝裕陵神宗。好观六礼，元丰官制尽用之。中书造命，门下审覆，尚书奉行，机事往往留滞，上意亦颇以为悔。』
六部与九寺，职权即多重叠。
太常、宗正、鸿胪可入礼部，光禄、卫尉、太仆可入兵部，大理即廷尉。入刑部，司农入户部，少府入工部。大体均可消并。
北周书：『太祖以汉、魏官繁，思革前弊。大统中，命苏绰、卢辩依周制改创其事。』通典谓：『后周依周礼置六官，而年代短促，人情相习已久，不能革其视听，故隋氏复废六官，多依北齐之制。官职重设，庶务烦滞。加六尚书似周官之六卿，又更别立寺监，则户部与太府分地官司徒职事，礼部与太常分春官宗伯职事，刑部与大理分秋官司寇职事，工部与将作分冬官司空职事。
自余百司之任，多类于斯，欲求理要，实在简省。』今按：九寺乃古代封建政治之遗骸，为王室之仆佣。南北朝中央势微，王室衰替，则九寺职权日失其绪。西魏王室最为单孤，故北周君臣独有意于模古更新。惜乎隋代不能完此美意，隋文存心蔑其前代，改袭北齐，而六尚之制，实则仍蹈北周六卿之体貌，则无怪与九寺为复沓，有如杜氏之讥矣。
唐兴诸儒，亦未能穷究治要，遂使九寺骈拇，依然存在。玄宗时制唐六典，虽亦意准周礼，不知九寺固非周礼所有，仍不能荡涤更新，是则北周君臣一番创作之精神，实未为隋、唐所接纳也。故隋、唐而后，中国史上虽不复有古昔封建时代之贵族，而仍存古昔封建遗蜕之王室。其详见论汉制。下益卑，上益崇，君尊臣屈，一成不革，又岂独官职之重叠而已！是亦读史者所宜大与惋惜之事也。
新机关产生，旧机关不取消，造成冗官坐食，不仅有损国帑，同时还妨碍整个政治效能之推进。
唐官有流内、官置九品，品各有正、从，四品以下又分上、下，共三十阶，谓之『流内』。视流内、流外九品以外别置九级，自勋品以至九品，无正、从。谓之『流外』。『视流内』亦自勋品至九品。之别。
又有职事官与散官、散官不带职事，给律禄，与朝会，班列依本品之次。皆崇官盛德，罢剧就闲者居之。如开府仪同三司、光禄大夫、膘骑三司，是也。
勋官出于周、齐交战之际，本以酬战士。其后渐及朝流。如上柱国、柱国、上护军、护军、轻车都尉、骑都尉等。之别。
又有正官、阶高官卑称『行』，阶卑官高称『守』。官、阶同，无『行』、『守』字。试官、未为正命，始于武后时，藉以收买人心。当时谚曰：『补阙连车载，拾遣平斗量，把推侍御史、腕脱校书郎』，其滥可想。
员外郎俸禄减正官之半，亦始武后时。李峤为尚书，员外郎至二不余员。卢怀慎神龙中疏：『京诸司员外官数十倍，近古未有。』又有『同正员』，禄俸赐与正官同，惟无职田。之别。中宗时，韦后、太平公主用事，于侧门降墨敕斜封授官、号『斜封官』，亦数千员。李朝隐为吏部员外郎，执罢千四百员，怨诽哗然。
贵族门第特权阶级逐步取消，政权官爵逐步公开解放，引起了官僚膨胀的臃肿病。
太宗省内、外官，定制七百三十员。此據百官志。新书曹确传则云：『太宗著令，文武官六百四十三。而杜佑通典计唐文武官及诸色胥吏总三十六万八千六百六十八人。元和六年宰臣李吉甫奏：『自汉及隋，十有三代，摄其官员，皆少于国家所置。
历代官数
汉 130，285员。哀帝时数，兼诸府州郡胥吏在内。
后汉 7，567员。
晋 6，836员。
宋 6，172员。
齐 2，063员。
后魏 7，764员。
北齐 2，322。
后周 3，989员。
随 12，576员。内官2,581，外郡县官9,995员。
唐 18，805。内官2,620，外郡县官16,185。
与官员日增相因并起的现象，便是官俸日高。
唐初依品制俸，官一品月俸钱三十缗，职田禄米不过千斛。开元时一品月俸至二十六千。天宝数倍于开元，大历又数倍于天宝，而建中又倍于大历。大历中，权臣月俸至九千缗。元载为相，以仕进者多乐京师，恶其逼己。厚增外官外官俸，刺史月给或至千缗。至常袞相，乃加京官俸，岁约十五万六千缗，又加诸道观察使、都团练使、副使一下料钱，使上下有叙。李泌为相，又增百官及畿内官月俸。复置手力资课岁给钱。左右卫上将军以下，有六项杂给：一粮米，二盐，三私马，四手力，五随身，六春冬服。射生、神策大将军增以鞋。州、县官有手力杂给钱。至会昌，三师至二百万，三公百六十万，侍中百五十万，中书令、两省侍郎、两仆射百四十万，尚书、御史大夫百万，节度使三十万，上州刺史至八万。建中时，沈既济言：『天下财赋耗数之大者惟二：最多者兵资，次多者官俸。其余杂费，十不当二事之一。
这一个趋势，愈走愈失其本意，遂致做官只是发财分赃，而不是办事服务。
一方面又因用人进退之权，完全集中于中央，欲求精密而反不精密。
汉有辟除，故选部不劳。自隋一命之官皆授之朝廷，州郡之官悉归于吏部，唐承而不革。唐代仕宦多由科目，而辟署亦时有之。有既为王官而被辟者，如张建封辟许孟容、李徳裕辟郑畋、白敏中辟王铎是也。有登第未释褐入仕而被辟者，如董晋辟韩愈是也。有强起隐逸，如乌重允之于石洪、温造，张搏于陆龟蒙是也。有特招智略之士，如裴度于柏耆、杜慆于辛谠是也。所谓隐逸智略之士，亦多起于白衣。故刘攽言：『唐有天下，诸侯自辟幕府，惟其才能，不问所从来。而朝廷常收其俊伟，以补王官之却。宋时虽有辟法，然白衣不可辟，有出身未历任者不可辟；对辟者复拘以资格，埘限举主，去古法愈远。而倜傥俊驰之士，少得自远矣。其法始于孟冬，终于季春，天下之士奔走往来，秋往而春归。归装未卸，选期又至。是以远者、贫者、老者多不能至。至者千百，而授者不能什一。有出身二十年不得禄者。羣天下之士，决于一、二有司之目，察其貌言，考其书判，任公力所不逮，容私何所不至。请托纵横。奸伪百出。然唐之考课，尚为后世称美。其法有四善、以著其德行。二十七最，以著其术数。相为乘除而分九等。上者加阶，次进禄，下夺禄，又下解任。置知考使，常以宰相董其任。每能以物望取人而不疑于有司，故唐贤每言选举之弊，而于考课无异议。卢承庆考内外官，一官督运漕，风失米，卢考之曰：『监不运损粮，考中下』其人容止自若，无一言而退。卢重其雅量，改注曰：『非力所及，考中中。』旣无喜容，亦无媿词。又改注曰，『宠屛不惊，考中上。』此尤唐代考课中之嘉话也。
而授官任贤之事，渐变为挨资得官
刘秩云：『古者封建诸侯，自卿以降，各自举任。汉室佐史，皆牧守选辟。近则一命拜免，必归吏部，按名授职，犹不能遣，何暇采访贤良，搜核行能？』
中央政府规模扩大，政权集中，官僚充塞，阶资增多；地方官权位日落，希求上进的自然羣趋中央，遂连带引起重内轻外之习。
此弊贞观时即甚显。若推溯言之，则远始晋代。晋李重杂奏议〔群书治要、艺文类聚引〕：『秦、汉倚丞相，任九卿，虽置五曹尚书令、仆射之职，始于掌封奏以宣内外，事任尚轻。而郡守牧民之官重。故汉宣称「所与为治，惟良二千石」。其有殊效，玺书勉励，或赐爵进秩，礼遇丰厚。及至东京，尚书位渐优显，然令、仆出为郡守，锺离意、黄香、胡广是也。郡守入为三公，卢延、第五伦、桓虞、鲍昱是也。近自魏朝名守，杜畿、满宠、田豫、胡质等，居郡或十余年，或二十年，或秩中二千石，假节犹不去郡。此亦古入「苟善其事，没世不徙官」之义。内官之贵，于今最隆。太始以前，多以散官补群郎，亦径补黄门中书郎，今皆数等而后至。百事等级遂多，迁补转徙如流，能否无以着，黜陟不得彰。为万治之大弊。夫阶级繁多而冀官久，官不久而冀治功成，不可得也。马周上疏：『古者郡守、县令，皆选贤德，或由二千石高第入为宰相，今独重内官，刺史多武夫勋人，或京官不称职始补外。』张九龄玄宗时疏云：『京辅近处州刺史，犹择人，县令或备员。其余江、淮、陇、蜀、三河等处。但于京官中为闲散者，或身有累，在职无声，用于牧守，以为斥逐。』武夫流外，积资得官，书为刺史。县令以下固不胜言。
中央政府固易趋腐化，而地方政权更难整顿。唐代的地方吏治，因此不易与西汉相比。
西汉选用分于地方；唐则专于吏部，因此选择不精，并不负责。西汉官少，阶位疏阔，故能久于任职而专责成；唐则官多阶位密，故速于迁调，而又多掣肘。卢怀慎中宗时疏：『比来州牧上左，及两畿县令，罕终四考。在任多者一、二年，少者三、五月，據即迁除。』其弊至此。又桉：梁朱异立法，分诸州为五品，以大小为牧守高下之差，而定升降之等。凡异国降人边陲之地悉为下州，论者谓：『以安富遂巧宦之欲？而使顽懦者困边民、开边衅。后世南荒、北鄙寇乱不息，莫不自守令召之。』唐制州、县有畿、赤、望、紧、上、中、下、雄之别；明则有边、腹、冲、疲繁简调除之法。然边重于腹，瘠重于饶；而任官者腹、饶为上，边、瘠为下，何以劝能吏而贱贪风？此等皆多为阶级，又重官位而不重官职之病也。汉县令有迁郡守者〔王遵、魏相〕，有迁刺史者〔朱博〕，有迁谏大夫者〔刘辅〕，有迁京辅都尉者〔赵广汉〕，有迁御史中丞者〔薛宣〕，亦有吏民所爱，增秩复留者〔焦延寿〕。地方下级官吏之地位，乃为后世不可想望。
在这一种繁委业胜的政治情况之下，很容易叫人放弃了宏纲阔节，而注意到簿书案牍上去。
牛弘问刘炫：『令史百倍于前，判官减则不济，何也？』炫曰：『古人委任责成，岁终考其殿最，案不重校，文不繁悉，府史之任，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恒虑覆治。锻炼若其不密，万里追证百年旧案。故谚云：「老吏抱案死。」事繁政弊，职此之由。』则此种景象，自隋巳有之也。张九龄云：『始造簿书，备人遗忘，今反求精案牍，不急人才，何异遗剑中流，而刻舟以求？』
一面在分别流品，看不起吏胥；诸司令史皆『流外』。一面却把实际的政务，都推放在吏胥手里，薄书案牍，皆其所掌。这一个情形，自唐以下遂莫能革。
政府的扩大现象中，更可诧骇的，是王室生活之奢靡。太常所属乐人有数万员。
唐书礼乐志：『唐之盛时，凡乐人、音声人、太常杂户子弟隶太常及鼓吹署，皆番上，总号「音声人」，至数万人。』按：李峤疏：『太常乐户已多，复求访散乐，独特鼗〔音逃〕鼓者已二万余员。』此在中宗时。至宣宗大中初，尚有太常乐工五千余人，俗乐一千五百余人。
供膳至二千四百人。汉太官司令宰士二百人。
齿簿用二万二千二二百二十一人。详唐书礼乐志。
宦官、宫女之盛，遂为唐政腐败一要端。详另述。
种种病痛，自贞观以后，经过高宗之懈弛，武后之放恣，历中宗韦后之乱，到玄宗时陆续呈露。然苟有大有为的政府，尽可革新，并非死症。不幸玄宗在盛大光昌的气运之下，始则肆意开边，继则溺于晏安，上述各病痛，反而加甚益厉，遂致终于激起安、史的大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