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10-12 15:46
宋儒的自觉运动，自始即带有一种近于宗教性的严肃的道德观念，因此每每以学术思想态度上的不同，而排斥异己者为奸邪。这又足以助成他们党争意见之激昂。
温公论张方平为奸邪，而苏氏父子则推之为巨人长德。程颐，洛学奉为圣人，而苏轼谓：『臣素疾程某之奸邪。』孔文仲其人亦极论新法之非。劾伊川疏谓：『其人品纤污，天资憸〔音先〕巧。』刘安世至目程颐、毕仲游诸人为『五鬼』。谓：『搢绅之所共疾，清议之所不齿。』刘挚则谓颐『以迂阔之学邀君索价』。
刘彝、胡瑗弟子。程颢明明是君子，但他们亦赞成新法。刘彝因赞成新法，宋史与沈括同傅。然沈括辈亦未必是小人。
王安石主新政，至多亦只能说他学术差了，不能说他人品奸邪。此层朔党人亦言之。刘安世元城语录谓：『金陵亦非常人，其质朴俭素，终身好学，不以官爵为意，与温公同。但学有邪正，各欲行其所学，而诸人辄溢恶，谓其为卢杞、李林甫、王莽，故人主不信。此进言之过。』
尽目熙宁新党诸人为奸邪，其事在当时洛学一派即所反对。
温公在朝，欲尽去元丰间人。伊川曰：『作新人才难，变化人才易。今诸人才皆可用，且人岂肯甘为小人？若宰相用之为君子，孰不为君子？此等事教他们自做，未必不胜如吾曹。』侯仲良曰：『若然，则无绍圣间事。』
范纯仁亦主消合党类，兼收并用。曾子开谓：『范公之言行于元祐，必无绍圣大臣报复之祸。』按：纯仁乃仲淹子，亦反对新法，元祐时为相。然其政见实与朔党不尽同，曾向温公争差役不得，叹曰：『若欲媚公为容悦，何如少年合安石以速富贵？』元祐元年四月，再散青苗钱，议出范纯仁。时议贬故相蔡确，范持国体欲营救，刘安世等力弹之。
惜乎当时朔派诸人，『忠直有余，疾恶已甚，遂贻后日缙绅之祸』。此邵伯温语，见宋史本传。
且过重道德，转忘所以重道德之本意，循致官场皆重小节，忽大略，但求无过，不求有功。
李清臣著明责篇宋文鉴一〇四。谓：『古者用人，视成不视始，责大不责细。今较小罪而不观大节。恤浮语而不究实用，惟固己持禄避事随时之人，乃无谴而得安。故庸平者安步而进，忠愤者半途气折。天下之事，靡靡日入于衰敝。夫拔一臣加之百官之上，非求其谨洁无过，将任以天下之责。今罢退宰相，皆攻其疵瑕，未尝指天下之不治为之罪。纠劾守令，皆以小法，未尝指郡邑之不治为之罪。迁谪将帅，以庖厨宴馈之间，微文细故之末，未尝以蛮夷骄横兵气弗强为之罪。故上下莫自任其责，局局自守，惟求不入于罪。朝廷大计，生民实惠，卒无有任者。天下之大，万官之富，常若无人。英绩伟烈，寂寂于十数载，抱才负志不得有为而老死沉没者，相望于下，可不惜哉！』
南方一种奋发激进之气，暂时为北方的持重守旧所压倒。但是不久即起反动，于是有所谓『绍述』之说。哲宗亲政，遂反元祐之政。改元『绍圣』。元祐诸君子尽见黜逐，嗣是遂有所谓『建中靖国』。哲宗崩，徽宗立，又尽罢新党，复元祐旧臣。嗣改元『建中靖国』，欲立中道，消朋党。蔡京用事，司马光尽罢熙、丰之政，惟罢雇役，复差役，最于人情未协，又为期五日，同列皆病其太迫。时蔡京主开封府，独如约。光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及绍圣时，章惇相，议复免役法，讲议久而不决，蔡京谓惇曰：『取熙宁成法施行之耳，何以讲为？』惇然之，雇役遂定。新旧相争的结果，终于为投机的官僚政客们造机会。相激相荡，愈推愈远。贫弱的宋代，卒于在政潮的屡次震憾中覆灭。徽宗时，陆佃言：『今天下之势，如人大病向愈，当以药饵辅养，须其平安。苟轻事改作，是使之骑射也。』宋室即在新旧两派更互改作中断送。新派亦非无贤者，而终不胜意气私利之洶涌。两党皆可责，亦皆可恕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