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10-12 17:19
明代是中国传统政治之再建，然而恶化了。恶化的主因，便在洪武废相。
太祖是一个雄猜之主。
天下大定，年已六十余，太子死，孙孱弱，故为身后之虑。一面封建诸子，各设卫兵三千，乃至一万九千，一面尽诛功臣宿将。
洪武十三年左丞相胡惟庸诛，遂废宰相。
太祖昭：『以后嗣君毋得议置丞相，臣下有奏请设立者，论以极刑。』朱国桢皇明太训记卷九谓：『臣下敢有奏请设立宰相者，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
自秦以来辅佐天子处理国政的相位，至是废去，遂成绝对君主独裁的局面。
第二个恶化的原因，在于明代不惜严刑酷罚来对待士大夫。此亦起於太祖。
史称：『太祖惩元政废弛，治尚严峻。』胡惟庸之狱，株连被诛者三万余人。又蓝玉之狱，株连一万五千人。史又称：『太祖惩元季贪冒，重绳赃吏。户部侍郎郭桓，赃七百万，而自六部侍郎下连只省诸官吏，系死者数万人。核赃所寄借遍天下，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草木子谓：『京官每旦入朝，必与妻子诀。及暮无事，则相庆以为又活一日。』故其时文人多不仕。据明诗综，如汪广洋、魏观、高启、朱同、苏伯衡、张孟兼、王彝、扬基、张羽、徐贲、王行、孙贲、黄哲、郭奎诸人咸死非命。如李仕鲁、王朴之死，尤暴残。太祖又有『士大夫不为君用。』之科。靖难之变，方孝孺夷十族坐死者八百四十七人。
鞭笞捶楚，成为朝廷士大夫寻常之辱。
洪武九年，叶伯巨上书：『今之为仕者，以混迹无闻为福，以受玷不录为幸。以屯田工役为必获之罪，以鞭笞捶楚为寻常之辱。』伯巨竟以此死狱中。又解缙疏：『今内外百司，捶楚属官，甚于奴隶。』是明初捶楚官吏之风，又不仅于朝廷之上矣。
终明之世，廷杖逮治不绝书。
廷杖亦始太祖时，如永嘉侯朱亮祖父子皆鞭死，工部尚书夏祥毙杖下，其后流而愈甚。武宗正德三年，刘瑾矫诏百官悉跪奉天门外。顷之，下朝官三百余人狱。及〔十四年〕谏南巡，命朝臣一百零七人罚跪午门五日，晚并系狱，晨出暮入，又各杖三十。余继疏争者，杖四十、五十，有死者。廷杖者百四十六人，死者十一人。世宗时〔嘉靖三年〕大礼议，逮下诏狱廷杖者一百三十四人，编修王恩等病创卒者十八人。四十余年间，杖杀朝士倍蓰前朝，有杖毕趣治事者，有朝服予杖者。公卿之辱，前此未有。十一年徐石麟疏言：『皇上御极以来，诸臣丽丹书者几千，圜扉为满。』十四年，大学士范复粹疏请清狱，言：『狱中文武累臣至百四十有奇，大可痛。』不报。庄烈帝时，用刑颇急，大臣多下狱。明廷之滥刑、滥杀，终使其自陷於不救之地。明史流寇传评庄烈帝，谓：『败一方即戮一将，隳一城即杀一吏，赏罚太明，而至於不能罚。制驭过严，而至於不能制。』 其甚者如袁崇焕之见杀，则并非罚之明而驭之严矣。
其惨酷无理，殆为有史以来所未见。
魏叔子集载廷杖事，言：『每廷杖，必遣大珰监视，众官朱衣陪列。左中使，右锦衣卫，各三十员，下列旗校百人，皆衣襞〔bì〕衣，执木棍。宣读毕，一人持麻布兜，自肩脊下东之，左右不得动。一人缚其两足，四面牵曳。惟露股受杖。头面触地，地尘满口中。受杖者多死；不死，必去败肉斗许，医治数月乃愈。』
而监杖用内官，行杖用卫卒，遂使士大夫悬命其手。
而尤甚者在使内监审狱。此如汉之黄门北寺，而酷毒恐犹过之。
史称：『成化以后，凡大审录，太监斋敕，张黄盖，於大理寺为三尺坛，中坐。三法司左右坐。御史中郎以下捧牍立，唯诺趋走惟谨。三法司视成案有所出入轻重，俱视中官意，不敢稍忤。』
宋太祖惩于唐中叶以后武人之跋扈，因此极意扶植文儒。明太祖则觉胡元出塞以后，中国社会上比较可怕的只有读书人。功臣、宿将多以诛死，兵卒多以散归田亩。但是所谓传统政治，便是一种士人的政治。明太祖无法将这一种传统政治改变，这是广土众民的中国为客观条件所限的自然趋向。於是一面广事封建，希望将王室的势力扩大。古代封建只如后世一小县，故可以宗法统治。后人封建，连州接郡，依然是一中央政府之缩影。于封建区域内，依然得用士人政治，非一宗一族所能统。
一面废去宰相，正式将政府直辖於王室。秦、汉以来中国政治之长进，即在政府渐渐脱离王室而独立化，王室代表贵族特权之世袭，政府代表平民合理之进退，而宰相为政府领袖，君权、相权，互为节制。李德裕谓：『宰相非其人，当亟废罢，至天下之政，不可不归中书。』宋蔡承禧神宗时上疏：乞除命大臣、台谏之外，事无巨细，非经二府〔中书、枢密〕不得施行。』此中国传统政治之精神也。明祖恶宰相弄权，谓可以篡夺王室之统续，故深忌之。既不能不用士人，宗族同姓不足恃，军人而非宗室更可虑，宦官、外戚则明祖早见其更不可用。而当时士人在社会上之势力，亦更非汉、唐、宋初年可比。除非如蒙古、满州为整个部族之统治，〔然亦需借用社会士人力量合作。〕否则一姓一家舍援用士人，即无他道。遂不惜时时用一种严刑酷罚，期使士人震慑于王室积威之下，使其只能为吾用而不足为吾患。及王威渐弛，则以太监代帝王。
这是明太祖一人的私意。一人的私意，不足以统治一个天下，只有使明代的政治，走上歧途。
张居正屡言祖宗法度，谓：『本朝立国规模与前代不同。宋时宰相卑主立名，违道干誉之事，直仆之所薄而不为者。』又曰：『迂阔虚谈之士，动引晚宋衰乱之政以抑损上德，挢扦文纲。不知我祖宗神威圣德，元与宋不同。哺糟拾余，无裨实用。』盖中国自宋以下，贵族门第之势力全消，宋儒於科举制度下发挥以学术领导政治之新精神。尊师相，抑君权，虽亦有流弊，要不失为历史之正趋。明太祖、张居正则皆此潮流下之反动也。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置相篇，谓明『阁下之贤者尽起能事则曰法祖，非为祖宗必足法，其位既轻，不得不假祖宗以压后王，以塞宫奴。』若张居正此论，则又假祖宗以抗朝议亦。既不敢以师相自居，即不得为大臣。无论何事，非托王命，则只有上述祖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