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10-12 19:39
其时至于数百年不见水灾。
元任仁发水利集谓：『钱氏有国一百有余年，止天福年间一次水灾。宋南渡一百五十余年，止景定间一、二次水灾。盖由当时尽心经理，其间水利当兴，水害当除。合役居民，不以繁难；合用钱粮，不吝浩大。又使名卿重臣，专董其事。又复七里为一纵浦，十里为一横塘。田连阡陌，位位相承，悉为膏腴之产。遂使二、三百年之间，水患罕见。今以为浙西地土水利，舆诸处同一例。任地之高下，任天之水旱，所以一、二年间，水患频仍。』任氏此论，谓诸处亦与浙西同例。苟能同样如五代、南宋时对浙西之经营，则亦同样可以有利民润生之效也。
遂有『苏常熟，天下足』之谚。惟兼并之事，亦因之而起。
理宗淳祐六年，谢方叔言：『国家驻跸钱塘，百有二十余年。权势之家日盛，兼并之习日滋。百姓膏腴，皆归贵势之家。租米有至百万石者。小民百亩之田，频年差充保役。官吏诛求百端。不得已则献其产于巨室，以规免役。小民田日减，而保役不休。大家田日增，而保役不及。以此兼并浸盛。』又曰：『今日国用边饷，皆仰和籴。然权势多田之家，和籴不容以加之。保役不容以及之。』今按：汉、唐兼并，仅多收私租，少纳官税而止。当北宋时，有『赋租所不及者十居其七』之说。下逮南宋，其势有增无已。兼并者田连阡陌，亡虑数千万计，皆巧立名色，尽蠲二税．故叶水心谓：『豪强兼并之患，至今日已极也。』
由此遂有公田制之产生。
宋史：朱勔败，籍其家田至三十万亩。建炎元年，籍蔡京、王黼等庄以为官田。开禧三年，诛韩侂冑，又没入其田。置安边所，共收米七十二万一千七百斛，钱一百三十一万五千缗。此皆官田也。景定四年，丞相贾似道欲行富国强兵之术，于是殿院陈尧道等合奏：『限田之法，自古有之。买官户逾限田，严归并飞走之弊，回买公田，可得一千万亩，则每岁六、七百万斛之入，其于军饷，沛然有余。』如是则百亩六、七十斛，亦与西晋五胡同。
一时流弊，不可胜言。
当时先以品官逾限田外回买立说，犹有抑强疾富之意。既而转为派买，除二百亩以下，余悉各买三分之一。后虽百亩之家不免。浙西之田．石租有值千缗者。公田立价，以租一石偿十八界会子四十。买数少者，全以楮券。稍多，银券各半。又多，则副以度牒。至多，则加将仕、登仕等告身，几于白没。
官田租额之重，为元、明所承袭。
元代多以官田分赐臣下。
元史所记赐田，大臣如拜珠、雅克特穆尔等，诸王如鲁王多阿克巴拉、剡王齐齐克图等，公主如鲁国大长公主，寺院如集庆、万寿二寺，无不以平江田。
蒙古、色目群趋江南，视为乐土。心史大义略叙『鞑人视江南如在天上，宜乎谋居江南之人，贸贸然来江南。』
回回人家江南者尤多。
北人就食来江南者，亦踵相接。
至元二十年崔彧上疏：『内地百姓移江南已十五万户。』至元二十三年，以汉民就食江南者多，又从官南方者，秩满多不还，遣使尽徙北还。至元二十六年，朝廷以中原民转徙江南，令有司遣还。嗣不果。
其时江南人之技巧，乃至大为北人所爱重。
至元三十年，禁江南州郡以乞养良家子转相贩鬻，及略卖平民。时北人酷爱江南技艺之人，呼曰『巧儿』。其价甚贵，妇人尤甚。一人易银二、三百两。尤爱童男、童女，辗转贸易，至有易数十主者。北人得之，虑其逃遁，或以药哑其口，以火烙其足。
而江南兼并之风，仍是有加无已．有奴使多至万家者。
武宗至大二年，平章约苏上言：『江南治乎垂四十年，其民止输地税、商税，余皆无与。富室蔽占王民，奴使之者，动辙百千家，有多至万家者。乞自今有岁收粮五万石以上者，令石输二升于官，仍质一子为军。』韶如其言行之。
有田租二、三十万石者。
元典章；『田多富户，每一年有三、二十万租了的，占着三、二千户佃户，不纳系官差发。他每佃户身上要租了重的+纳的官粮轻。』
那时的江南。形成少数大地主、蒙古、色目与汉、南人皆有。与多数佃户的局面，而财赋则占天下之什七。见苏天爵传。明代籍没土豪田租，一依租额起粮。
此亦自南宋已然。如宋籍没韩陀冑及其它权幸之田，皆仍私租旧额。贾似道回买官田，亦依私租额也。
天下的租赋，，江南居其十九。浙东、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苏、松、常、嘉、湖五府，又居两浙十九。邱睿大学衍义补。而苏州尤甚。
苏州之田，约居天下八十八分之一弱，而赋约居天下十分之一弱。
苏州一府皆官田，民田不过十五分之一。
张士诚据吴，其所署干章、太尉等官，皆出负贩小人，无不志在良田美宅。一时买献之产，徧于平江。明初遂按其租簿没入之。
民田以五升起科，而官田一石。诏减什三，犹为七斗。
官、民田租共二百七十七万石，而官田租乃至二百六十二万石，民不能堪。粮重处每里有逃去一半上下者。嘉靖以后，官田、民田，通为一则。长洲亩科三斗七升，太仓亩科二斗九升，小民遂代官佃纳无涯之租赋。英宗时，松江积荒田四千七百余顷，皆因重额，久废不耕，而税加于见户。
以苏州田赋与唐代租庸调制相较，其差至四、五十倍。
吴中亩甚窄，凡沟渠、道路，皆并其税于田中。亩收多不能至三石，少不过一石余。私租者重至一石二、三斗，少亦八、九斗。以一亩租一石计之，唐租一百亩仅二石，是相差五十倍也。又按；集姑苏岁纳苗米三四十万斛，较之明代额差十倍矣。范仲淹即南宋以东南支军国之费，其正赋亦只有明末五之一。
稍次于苏州者则为松江。
宋代征于苏州者，夏税科钱。秋粮科米，约其税额，共计不过三十余万。松江科亦同于苏州，共计岁输不过二十余万。其后因行公田，赋法杂乱。元初仍宋旧，延佑中增定赋额，苏州征至八十余万，松江征至七十余万。
元末张士诚取民无艺，苏州增至一百万，松江亦于旧额有加。洪武初，怒苏民附张，取豪族所收佃户租入私簿付有司，令如数定田税，遂一时骤加，有一亩征粮七斗以上者。自此苏州多至三百万石，松江多至一百四十余万石。民困弗堪，连岁逋负。
洪武十三年命稍减其额，自七斗五升至四斗四升者减十之二，自四斗三升至三斗六升者俱止征三斗五升，自三斗四升以下如旧。建文二年下诏：『苏、松照各处起科，亩不得过一斗。』如此则百亩十石较唐尚四倍。
永乐夺位，尽革建文之政，苏、松复罹重赋之厄。宣德、正统间，特遣侍郎周忱巡抚其地，苏州得减秋粮七十余万石，松江得减秋粮三十余万石。然十轻二、三，较他处相去犹若天渊。主计者但曰『东南财赋之乡，减之则国用不足』。自万历迄明末，惟有不时额外浮增，无复宽省。然民之实完于官者，亦岁不过十之五、六。苏、松有司，终明世完及七分者即为上考。又按；明洪武二十六年制，凡户部官吏不得用浙江、江西、苏、松人。
此种赋税不均，直到清代因仍不革。
清代赋税，一依明万历原额，定限考成，并责十分全完。就康熙初年言，直隶钱粮每年共九十二万余两，福建、湖广共一百二十余万两。广西仅六万余两，而苏州一府，每年共银一百一十八万余两，尚有米、麦、豆一百五万余石。松江一府，钱粮每年共银六十三万余两，米四十三万余石。常州、镇江两府，每年银、米亦不下数十万。一府钱粮之数，可比于一省。苏州一府不过一州七县，松、常、镇三府属县亦寥寥无几，每县钱粮多者数十万，少者不下十数万。同治二年两江总督曾国藩、江苏巡抚李鸿章疏言：『苏、松太浮赋，上朔则比元多三倍，比宋多七倍。旁证则比昆连之常州多三倍，比同省之镇江等府多四、五倍。比他省多一、二十倍不等。其弊由于沿袭前代官田租额而赋额遂不平也。』
唐中叶以前北方的财富，到明代已全转移到南方来。但是明代南方民众的生活，却较之唐中叶以前的北方民众苦得多。
周忱论苏、松民户七弊：『一、大户包荫，二、豪匠冒合，三、船居浮荡，四、军囚牵引，五、屯营隐占，六、邻境藏匿，七、僧道招诱。』太仓一城，洪武二十四年黄册原额六十七里八千九百八十六户；至宣德七年造册，止有一十里一千五百六十九户。覆实又止有见户七百三十八，余皆逃绝虚报之数。可见江南民生之不聊。
这是明代国运不如唐代一绝好说明。
但是政府的重赋，与富豪之兼并，虽使江南一带之小民水深火热，而巨家富室依然发荣滋长。张居正谓：『江南豪家田至七万顷，粮至二万。古者，大国公田二万亩，今且百倍于古大国之数。』顾亭林云：『人奴之多，吴中为甚。仕宦之家，有至一、二千人者。讳其奴名，谓之家人。』
亦正因为江南为财富所集中，所以人物日盛，仕宦日达，而他们对于社会兴革事宜，到底还有几分心力顾到，农田水利人事方面，不时有所进修，得久维不坏。
明代有专管苏、松等七府水利官。初设主事或郎中，正德九年。嗣遣都御史。十二年。又遣工部尚书。十六年。又令巡盐御史、嘉靖四十五年。巡江御史万历三年。督管。永乐二年、弘治七年、发民夫二十万。正德十六年、发军、民夫十余万。嘉靖六年、二十四年、隆庆三年、五年、万历三年，屡兴大工。
至于北方，渐渐从国家的重任下逃离，而民智民力，亦逐渐惰窳萎缩，终至于担负不起国家重任来，而社会事业，亦遂败坏于日常堕退之中。
首论北方水利者，为元代之虞集。漠张湛、北齐裴延儁，至宋何承矩，皆于河北兴水利。元则有托克托、郭守敬及虞集。言之尤精白者，为明代之徐贞明。有西北水利议，亦名潞水客谈。其它如邱浚等亦皆言之。明人尚有袁黄、汪应蛟、左光斗、及清有李光地、陆陇其、朱轼、胡贲璩、柴潮生、蓝鼎元诸人。最后有左宗棠。然所言多限于河北京东一带，正因北京为仕宦人物所萃集，故犹有议论及之。若其它北方水利，则少有注意者。直至清代，治河官凡三：曰北河，专治京畿诸河。曰河东，分界以治黄。曰河南，治淮，治仪真、瓜州一带长江。而运河则三河分治之。盖除治黄通运以外，几不知再有所谓水利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