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10-12 19:43
南北朝、隋、唐的学者，大体分成两路。
一是入世讲究家庭、社会种种礼法，以及国家政府典章制度。建功业与保门第，一而二，二而一，异流同汇。
一是信从佛教讲出世，或从道家讲长生。艺术、诗文则两路均通。
这两条路的后面，均带有一种狭义性的贵族气味。寺庙僧侣，仰赖社会供养，自成一特殊阶级。虽非贵族，气味与贵族一般。
所谓『狭义性的贵族气味』，即谓其与一般社会可以分离，超然独立。
宋后的学者绝不是那样。他们早非门第贵族。他们既不讲出世，亦不在狭义的门第观念上面来讲功业、礼教。他们要找出一个比较更接近平民性的即更有一般共通性的。原则，来应用于宇宙、人生、国家、社会、入世、出世生死。等各方面。
这一个原则，他们称之曰『道』，故有『道学』、『道统』之名。或称『理』。故又有『理学』之名。理亦称『天理』，『天理』的对面是『人欲』。天理、人欲的分辨，则在公、私之间。公的是天理，私的是人欲。
『公、私』的另一名称，则为『义、利』。利公亦是义，义而私只是利。
这一个公私、义利之辨，从外面客观来讲，即是『道理』。从各个人的内省审察，则为『心术』。张南轩云：『学莫先于义利之辨。义者，本心之所当为而不能自已，非有所为而为之者也。一有所为而为之，则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矣。』朱子谓其『广前圣之所未发，同于性善养气之功。』
他们用此来批驳宗教，说佛 老所讲出世长生无非从自私起见。当贵族特权盛行的社会里，一个平民要想慕效贵族的生活，即避免过分的劳作及卑污的徭役，而满足其智识上之追寻或艺术上之欣赏等，有一个较便宜的方法，即逃入寺庙做僧道。
他们又用此来批驳政治，说自汉、唐以来所谓君相事业，只算得是『霸道』，算不得是『王道』。所谓霸道与王道之别，还只在心术的公私上分。先秦儒已说：『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宋儒则谓：『三代以道治天下，汉、唐以智力把持天下。』
所以做君、相、官吏，应该先明白做君、相、官吏的责任。要言之，并不是在要保持君、相、官吏的门第或地位，而在为社会民众尽其责任。
如是则『师道』还应在『君道』之上。王安石在经筵始主坐讲，司马光等不谓然。盖司马光主尊君，王安石则主尊道。故王安石讲王霸之辨，而司马光不谓然。后程伊川在经筵亦主坐讲，谓：『天下重位惟宰相与经筵。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而苏轼诸人亦非之。
他们实在想要拿他们的一套理论与态度，来改革当时的现实。
当时一切沿隋 唐而来，还是以世族门第做骨子的世界。但是实际上已变，世族门第已消灭，不得不有一套新的理论与设施。
在范仲淹、王安石继续失败之后，他们觉悟到要改革现实，更重要的工夫应先从教育上下手。所以关 洛学者便一意走上讲学的路。
范仲淹、王安石诸人，政治意宋重于教育，尚沿南北朝、隋、唐风气，重文学，而较少严肃性。二程、横渠以来，教育意宋重过政治，始不重视文学，而学术上之严肃性亦递后递增。朱子记李侗语：『李泰伯门下议论，只说贵王贱霸。』又曰：『大抵前辈议论粗而大，今日议论细而小。』如胡瑗、王安石，皆于理学家为前辈也。
直到南宋，此意始终为讲学者所保持。
吕东莱与朱子书谓：『向见治道书，其间如欲仿井田之意而科条州郡财赋之类，此固为治之具，然施之当有次第。今日先务，恐当启迪主心，使有尊德乐道之诚。众建正人，以为辅助。待上下孚信之后，然后为治之具可次第举也。傥人心未孚，骤欲更张，则众口哗然，终见沮格。』又东莱遗集谓：『尝思时事所以艰难，风俗所以浇薄，推其病源，皆由讲学不明之故。若使讲学者多，其达也自上而下，为势固易。虽不幸皆穷，然善类既多，气焰必大，熏蒸上腾，亦自有转移之理。』又朱子绍熙三年与赵尚书书谓：『天下之事，决非一人之聪明才力所能独运。是以古之君子，虽其德业智谋足以有为，而未尝不博求人才以自裨益。方其未用，而收寘门墙，劝奖成就，已不胜其众。至于当用之日，推挽成就，布之列位，而无事之不成。又所谓时进陈善闭邪之说，以冀上心之悟者，又在反之于身，以其所欲陈于上者先责之于我。使我之身心安静，精神专一，然后博延天下之贤人智士，日夕相与切磋，使于天下之事，皆有以洞见其是非得失之心，而深得其所以区处更革之宜。又有以识其先后缓急之序，皆无毫发之弊。然后并心一力，潜伺默听，俟其间隙有可为者，然后徐起而图之，乃庶几乎其有益。』
他们惟恐『已试不信』，朱子语。失却社会后世的信仰，所以他们对政治的态度，宁可牺牲机缘，决不降低理论。此正统派的道学家所以看不起功利之浙东派，而陈龙川与朱子所以有义利、王霸之辨。浙学起于东莱，颇有近朔派处。朱子则洛学正统。经学、史学之辨，即义理与事功之辨也。所以他们对于在野的传播学术，较之在朝的革新政治，兴宋还要浓厚，并不是他们无心于政治之革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