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10-13 17:20
高宗孝元皇帝初元元年癸酉，西元前48年
春，正月，辛丑，葬孝宣皇帝于杜陵；赦天下。
译春季，正月四日，漢宣帝被安葬在杜陵位于今陕西西安市雁塔区三兆村；大赦天下。
三月，丙午，立皇后王氏，封后父禁为阳平侯。
译三月十日，漢元帝刘奭音事封王政君为皇后，封王政君的父亲王禁为阳平侯。
以三辅、太常、郡国公田及苑可省者振业贫民；赀不满千钱者，赋贷种、食。
译元帝下诏：把三辅以京城长安为中心的三个郡、太常九卿之一，掌管礼仪祭祀、各郡各封国公田及皇家园林的节余经费跟产物赈济贫民，帮助创业；家产不满一千钱的，供给或借贷种子、食粮。
封外祖父平恩戴侯同产弟子中常侍许嘉为平恩侯。
译元帝封外祖父平恩戴侯许广漢同胞弟弟的儿子许嘉为平恩侯。
夏，六月，以民疾疫，令太官损膳，减乐府员，省苑马，以振困乏。
译夏季，六月，传染病流行，元帝命御厨房减少菜饭，减少乐舞部门的官员，减少皇家马匹，救济难民。
评漢元帝登基后的一系列惠民举措，显示出他是一位淳厚宽仁的君主。
秋，九月，关东郡、国十一大水，饥，或人相食；转旁郡钱谷以相救。
译秋季，九月，函谷关位于今河南灵宝市以东十一个郡与封国，大水成灾，发生大饥谨，有些地方，人民互相残杀，煮吃对方尸体，官府从其它郡、其它封国运来粮食进行救济。
评古时候交通运输和通信水平差，发生灾祸后，从朝廷做出反应，再到组织力量把粮食从别处运往灾区，要很长时间。期间经常会出现人吃人的惨剧。特别是这种大面积的灾害。
上素闻琅邪王吉、贡禹皆明经洁行，遣使者征之。吉道病卒。禹至，拜为谏大夫。上数虚已问以政事，禹奏言：『古者人君节俭，什一而税，亡它赋役，故家给人足。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宫女不过十馀人，厩马百馀匹。后世争为奢侈，转转益甚；臣下亦相放效。臣愚以为如太古难，宜少放古以自节焉。方今宫室已定，无可奈何矣；其馀尽可减损。故时齐三服官，输物不过十笥；方今齐三服官，作工各数千人，一岁费数巨万，厩马食粟将万匹。武帝时，又多取好女至数千人，以填后宫。及弃天下，多藏金钱、财物，鸟兽、鱼鳖凡百九十物；又皆以后宫女置于园陵。至孝宣皇帝时，陛下恶有所言，群臣亦随故事，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取女皆大过度，诸侯妻妾或至数百人，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数十人，是以内多怨女，外多旷夫。及众庶葬埋，皆虚地上以实地下。其过自上生，皆在大臣循故事之罪也。唯陛下深察古道，从其俭者。大减损乘舆服御器物，三分去二；择后宫贤者，留二十人，馀悉归之，及诸陵园女无子者，宜悉遣；厩马可无过数十匹，独舍长安城南苑地，以为田猎之囿。方今天下饥馑，可无大自损减以救之称天意乎！天生圣人，盖为万民，非独使自娱乐而已也。』天子纳善其言，下诏，令诸宫馆希御幸者勿缮治；太仆减谷食马；水衡省肉食兽。
译元帝早就听说琅邪郡郡治今山东诸城市的王吉、贡禹全都精通儒家五经，德行廉洁，特派使节把二人征召到长安西漢都城，今陕西西安市。王吉在途中病逝。贡禹到了之后，被任命当谏议大夫。元帝屡次谦恭地向他请教如何治理国家。贡禹说：『古时候，君王都很节约，因而用度也很有限，除了征收十分之一的赋税外，没有其它赋税遥役，所以家家户户都保持自给自足的生活。高帝、孝文、孝景皇帝，宫女不过十多人，御马不过百余匹。但是后世迫不及待地追求享受，恶性发展，就越来越严重了。上行下效，臣属也跟着奢侈。我愚昧地认为完全仿效太古，当然困难，但至少也应效法近代祖先的事迹。现在，宫殿的兴建，告一段落，已经无可奈何了，而其它的开支，应尽量减少。从前设立在齐国封国都城位于今山东淄博市临淄区的皇家织造厂，每年为皇家织造的衣裳，不过十个竹箱。而今，所属的三座织造厂，每厂工人都有数千人，每年消耗亿万钱之巨。而吃粮食的皇家御马，已达一万余匹。武帝时，又收取美女数千人，用来填满不断增加的皇宫。等到皇帝驾崩，陪葬的金钱，财物、乌兽、鱼鳖多达一百九十种。而把所有的美女，送到墓园，看守坟墓。先帝的陪葬物也是如此，只以陛下身为人子，不便更改。官员也乐于援照前例，至为痛惜。『至尊如此，在下位的人受到影响。一个男人所拥有的妻妾，人多数都超过常态。王侯贵族的姬妾有的多到数百人，富豪官员甚至小史小民，有的仅歌女就数十人。内多怨女，而无法娶到妻子的男人，自然跟着增多。至于陪葬，天下莫不把金钱财宝，随着遗体埋入地下。这种过失，应由上面负责，全是大臣们一切援例的结果。『我建议陛下，查考古人道理，遵循节约正途，减少御车、衣服、器物的开支减去三分之二。皇宫美女，只留下二十人，其余的全部送回她们自己的家。凡在陵园的美女以及凡没有生子女的，都应释放。御马不要超过十匹。只留下上林苑位于京城长安周边的皇家园林南部地区，作为打猎之用，其它的全部发还给人民。而今，天下陷于严重的饥馑荒年，难道不应该急切地缩小支出，用做拯救困苦的人民，回报天意?上天设立君王是要为人民谋福利，不是为他一个人自己享乐。』元帝采纳贡禹的建议，下诏：凡是皇帝很少前往的宫殿以后不再修理。让太仆九卿之一，掌管皇家车马减少御用马匹，水衡官员减少供应皇帝观赏或打猎用的野兽。
评所谓上行下效，要刹住全社会奢靡的风气，还要天子带头才行。元帝虚心接纳意见，减少了皇室不必要的开支。
臣光曰：忠臣之事君也，责其所难，则其易者不劳而正；补其所短，则其长者不劝而遂。孝元践位之初，虚心以问禹，禹宜先其所急，后其所缓。然则优游不断，谗佞用权，当时之大患也，而禹不以为言；恭谨节俭，孝元之素志也，而禹孜孜而言之，何哉！使禹之智足不以知，乌得为贤！知而不言，为罪愈大矣！
译臣司马光说：忠臣之侍奉君王，应要求君王去做较为困难的事。那么，较容易的事用不着费多大力气，便可纳入正规。只要能弥补短缺，长度过分的地方，自然修正。元帝刚刚即位，向贡禹虚心请教，贡禹应该先在最重要的事情上着手，而把次要的事情，留在第二步。优柔寡断，邪恶之辈掌握权柄，正是当时最严重的忧患，贡禹不在这方面发言。谨慎节约，正是元帝所具有的，贡禹却煞有介事提出建议，原因何在?假使他的智慧连这都不知道，怎么可称贤能?假使他知道却不肯说，罪就更大。
评司马光认为贡禹和匡衡对于漢元帝优柔寡断易被奸臣蒙蔽这个最大短处避而不谈，却只就元帝本来就有的长处--节俭说个没完，于是认定这二人有罪。实际上，这种责难是错误的。漢元帝之所以优柔寡断，只是因为他还没有搞清楚到底谁好谁坏，所以没有妄下断言。而他所表现出的所谓长处--节俭，也是有其名无其实。天子至高无上富有四海，即使省了又省，可令其玩物丧志的诱惑也还是有很多。元帝在后宫时，那些奸臣难道就不会引导皇帝去奢侈放纵？如果没有贡禹、匡衡的正直劝谏，那么以元帝的优柔寡断再加上骄奢淫逸，怎么能在他在位的十六年中国家平安无事呢？君子以所学的知识侍奉君主，与那些在紧迫情况下非强行进谏的臣子不一样。直谏的人，为了攻击时弊，甚至不惜矫枉过正。以学问侍奉君主的人，用中正之常法规劝君主，就可以正本以达其意。君主即使不醒悟，尚可保其大纲而不乱。所以，以孔子之圣，在见到软弱的鲁哀公时，也只是以仁政规劝他，而不去强行让鲁哀公如何如何改变。孔子难道也是故意对朝政中的恶事视而不见吗？不是的，因为孔子知道，大道建立了，奸佞之徒也就无立身之地了。匡衡不说矫枉过正的话，以免使朝中的奸臣猛烈反击。如果漢元帝是可以理喻的人，则稍微点一下他就明白了。如果遇到那种完全不可理喻的君王，那么即使痛哭流涕地劝说，他也不会明白。所以，进谏也是门技巧。
匈奴呼韩邪单于复上书，言民众困乏。诏云中、五原郡转谷二万斛以给之。
译匈奴的呼韩邪ye二声单chan二声于匈奴最高首领再次向朝廷上书，说他们的民众贫困窘迫。元帝下诏从云中郡郡治今内蒙古托克托县、五原郡郡治今内蒙古包头市九原区划拨二万斛粮食支援他们。
是岁，初置戊己校尉，使屯田车师故地。
译这一年，漢朝第一次设立戊己校尉，负责在原车师国位于今新疆吐鲁番市的地方屯田驻军。
评从此开始，漢朝在西域有了常备驻军。加强了对西域的控制。戊己校尉的名字，来源于五行与天干相配中的『中央戊己土』，戊己校尉在西域可镇抚周边各国，故而得名。
高宗孝元皇帝上初元二年甲戌，公元前47年
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乐陵侯史高以外属领尚书事，前将军萧望之、光禄大夫周堪为之副。望之名儒，与堪皆以师傅旧恩，天子任之，数宴见，言治乱，陈王事。望之选白宗室明经有行散骑、谏大夫刘更生给事中，与侍中金敞并拾遗左右。四人同心谋议，劝导上以古制，多所欲匡正；上甚乡纳之。史高充位而已，由此与望之有隙。
译春季，正月，元帝前往甘泉宫位于今陕西淳化县，祭祀天神。乐陵侯史高以外戚的缘由主管尚书台事实上的中央行政机构事宜，前将军萧望之、光禄大夫皇帝的高级顾问周堪，作他的副手。萧望之是当时著名的大儒，与周堪曾担任过元帝的老师，情谊很深。元帝对二人很信任，屡次宴请接见二人，谈论历代的安危兴衰，陈述国家的大政方针。萧望之推荐皇族出身，精通儒家经典，品行纯正的散骑、谏大夫刘更生，兼任给事中，又推荐侍中前面几个官职都是皇帝的顾问，有权出入内廷金敞，同在元帝之右，纠正元帝的过失。四人同心合力，筹谋商议，规劝引导元帝实行古代制度，打算多方纠正政治上的失误，元帝对此心意向往，且纳用其言。史高不过在高位上充数罢了，因此跟萧望之有了嫌隙。
中书令弘恭、仆射石显，自宣帝时久典枢机，明习文法；帝即位多疾，以显久典事，中人无外党，精专可信任，遂委以政，事无小大，因显白决，贵幸倾朝，百僚皆敬事显。显为人巧慧习事，能深得人主微指，内深贼，持诡辩，以中伤人，忤恨睚眦，辄被以危法；亦与车骑将军高为表里，议论常独持故事，不从望之等。
译中书令掌管诏命传达弘恭、仆射音叶，中书令的副手石显，从宣帝时代，就长期掌管中枢机要，熟悉法令条文。元帝即位后，常常患病。因为石显长期担任要职，又是宦宫，无婚姻之家，少骨肉之亲，在朝廷中没有党羽，精明干练，可以信任，于是就把大权托会给他。朝廷事无大小，都通过石显转奏，再由皇帝裁断。石显的权势，超越所有朝臣，文武百官，都对他恭敬地侍奉。石显为人，灵巧聪明，通晓事理，很能领会元帝隐藏在内心深处的旨意。他心肠阴险狠毒，以似是而非的狡辩，诬陷他人，任何一点小小的怨恨，就会被他滥用法律加害。他跟车骑将军史高相勾结，在讨论国家大事时，常坚持奉行旧制度，不接受萧望之等人的主张。
评外戚和宦官，这两股势力是损害国家的蛀虫。因为和皇帝亲近，皇帝往往更信任他们。觉得他们是『自己人』。遇到石显这种会察言观色巧言令色的人，更是祸患无穷。
望之等患苦许、史放纵，又疾恭、显擅权，建白以为：『中书政本，国家枢机，宜以通明公正处之。武帝游宴后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罢中书宦官，应古不近刑人之义。』由是大与高、恭、显忤。上初即位，谦让，重改作，议久不定，出刘更生为宗正。
译萧望之等人憎恶许嘉、史高的骄奢，又痛恨弘恭、石显的专权，于是向元帝建议：『中书是传宣诏书的地方，位居朝廷中枢，掌管机要，应该由光明正大的人士担任那里的工作。武帝因为常在后宫宴饮欢乐，才改用宦官，这不是古代的制度。请解除宦官兼任中书官职的规定，这才符合古代君主不接近因受刑罚致残之人的礼制。』这项建议激化了萧望之与史高、私恭、石显的矛盾。而元帝刚即位不久，谦让谨慎，不想轻易改变祖先的安排。所以这件事久议不决，最后还是把刘更生由中朝调出，改任外朝官宗正九卿之一，主管皇族事务。
评萧望之说的没错，宦官就应该是为皇帝及后宫人员生活服务的，确实不应当干政。宦官干政，往往是从皇帝身边的一些小事开始的。比如一开始皇帝让他们管理一下身边的文书，到后来就发展到有了政事要征求他们的意见，再到后来他们就开始把持朝政了。因为比起朝臣，宦官离皇帝更近。影响皇帝的机会也比一般朝臣大。因此一旦掌权就一发不可收拾了。要想杜绝宦官专权，必须防微杜渐，从一开始就禁止他们以一切方式参与到政事中来。
望之、堪数荐名儒、茂材以备谏官，会稽郑朋阴欲附望之，上书言车骑将军高遣客为奸利郡国，及言许、史弟子罪过。章视周堪，堪白：『令朋待诏金马门。』朋奏记望之曰：『今将军规抚，云若管、晏而休，遂行日昃，至周、召乃留乎？若管、晏而休，则下走将归延陵之皋，没齿而已矣。如将军兴周、召之遗业，亲日昊之兼听，则下走其庶几愿竭区区奉万分之一！』望之始见朋，接待以意；后知其倾邪，绝不与通。朋，楚士，怨恨，更求入许、史，推所言许、史事，曰：『皆周堪、刘更生教我；我关东人，何以知此！』于是侍中许章白见朋。朋出，扬言曰：『我见言前将军小过五，大罪一。』待诏华龙行污秽，欲入堪等，堪等不纳，亦与朋相结。
译萧望之、周堪多次向元帝推荐著名学者和秀才，作为谏官人选。会稽郡郡治今江苏苏州市人郑朋试图投靠萧望之，于是上书元帝，揭发车骑将军史高派遣门客到各地营私，以及许、史两大家族子弟的罪恶。元命把这份奏拿章给周堪过目，周堪建议说：『命令郑朋在金马门皇宫的东门等待召见。』郑朋遂上一份签呈给萧望之，说：『现在将军为国家谋划法制，只不过当个管仲、晏婴，便心满意足?还是忙得过了中午才吃饭，直追周公、召公的勋业才停止？如果目标不过是当管仲、晏婴，那么我马上将回到故乡延陵今江苏常州、无锡一带，去看守祖先的坟墓，以终天年。如果在于复兴周公、召公留下的事业，那么我也许愿意竭尽小小的力量，奉献给你！』萧望之开始接见郑朋，推心置腹相待。可是不久就看出他是一个投机取巧的邪恶之徒，与他断绝了往来。郑朋是楚地土人，由失望而怨恨，于是就改而投靠许嘉、史高。对他过去所做的事解释说：『那都是周堪、刘更生教唆我干的，我远在函谷关以东，怎么知道朝廷里的事？』侍中许章，于是奏请元帝亲自召见郑朋。在跟元帝对话后，郑朋出了皇宫，宣称：『我向圣上检举萧望之有五项小过，一项大罪。』待诏皇帝选拔的人才，以备使用华龙，品行恶劣，也想加入周堪等人组成的派系，周堪等不肯接纳。华龙就与郑朋勾结在一起。
评在朝中党争不断的情况下，萧望之这种推荐人才，实际上是想为自己扩充羽翼，以便于与外戚、宦官势力对抗。很多奸猾小人也趁机来，想捞个一官半职。郑朋就是个典型，给萧望之写的那封信，明显是拍马屁的，萧望之居然还接见他。可见萧望之虽然自诩清流，但是在与外戚宦官的党争中，也不能坚守底线。这样一来，就给对手抓住了把柄，得不偿失。
恭、显令二人告望之等谋欲罢车骑将军，疏退许、史状，候望之出休日，令朋、龙上之。事下弘恭问状，望之对曰：『外戚在位多奢淫，欲以匡正国家，非为邪也。』恭、显奏：『望之、堪、更生朋党相称举，数谮诉大臣，毁离亲戚，欲以专擅权势。为臣不忠，诬上不道，请谒者召致廷尉。』时上初即位，不省召致廷尉为下狱也，可其奏。后上召堪、更生，曰：『系狱。』上大惊曰：『非但廷尉问邪！』以责恭、显，皆叩头谢。上曰：『令出视事。』恭、显因使史高言：『上新即位，未以德化闻于天下，而先验师傅。即下九卿、大夫狱，宜因决免。』于是制诏丞相、御史：『前将军望之，傅朕八年，无它罪过。今事久远，识忘难明，其赦望之罪，收前将军、光禄勋印绶；及堪、更生皆免为庶人。』
译弘恭、石显命令郑朋、华龙联合控告萧望之等密谋罢黜车骑将军史高，使圣上疏远许、史两大家族。等到萧望之休假那天，郑朋、华龙把奏章呈递。元帝交付弘恭查办。在询问萧望之时，萧望之回答说：『外戚身居高位，大多荒淫奢侈，我期望圣上疏远他们，是为了扶正国家，并没有邪恶的意念。』在取得口供后，弘恭、石显联合上奏说：『萧望之、周堪、刘更生，结党营私，互相称许推荐，多次诋毁国家重臣，离间陛下的骨肉至亲，图谋控制朝廷，独揽权势。作为一个臣子是不忠。陷陛下于不义是无道。请派谒者把全案移送廷尉九卿之一，最高司法官。』当时元帝即位不久，不了解移送廷尉是关进监狱，于是就批准了奏请。后来，元帝要召唤周堪、刘更生，左右回答说：『他们已被逮捕关押。" 元帝大惊说：『不是说廷尉仅仅问话呀？』责备弘恭、石显，二人都叩头请罪。元帝说：『快请他们出来办公！』弘恭、石显唆使史高对元帝说：『陛下刚刚即位，没有以德感人而闻名全国，就用法律处理师傅。既然已把九卿、大夫级官员下狱，也不好再让他们官复原职，不如就此将他们免职。』元帝于是下诏给丞相三公之一，最高行政官、御史监察官：『前将军萧望之，作过我八年的师傅，没有其它罪过，只因年纪已老，记忆力减退，赦免他的罪过，撤销他的前将军、光禄勋职务，而周堪、刘更生一律贬为庶人。
评宣帝在立元帝为太子后，没有让太子锻炼处理政务的能力，使得元帝继位后连廷尉是干啥的都不知道，被这些宦官玩弄于股掌之间。这不能不说是宣帝在教子方面的重大失误。
二月，丁巳，立弟竟为清河王。
译二月的丁巳日，元帝册封他的弟弟刘竟为清河王封国都城位于今河北清河县。
戊午，陇西地震，败城郭、屋室，压杀人众。
译戊午日，陇西郡郡治今甘肃临兆县发生地震。城墙、房屋毁坏，压死很多人。
三月，立广陵厉王子霸为王。
译三月，元帝册封原广陵厉王封国都城位于今江苏扬州市的儿子刘霸承袭他父王的爵位。
诏罢黄门乘舆狗马，水衡禁囿、宜春下苑、少府佽音次飞外池、严籞音御池田假与贫民。又诏赦天下，举茂材异等、直言极谏之士。
译元帝颁布诏令：撤销黄门宦官机构，指责为侍奉皇帝所管理的御车、御狗、御马。水衡都尉主管皇室财政所属的皇家花园，宜春宫位于今陕西西安市雁塔区曲江乡所属的御花园，少府九卿之一，主管皇家府库所属的皇家佽飞外池，以及皇家弋射鸟苑中的田地，统统租订给贫民耕种。又大赦天下，命有关部门推荐优秀人才和有特别能力的人，以及直言进谏人士。
评元帝继续按匡衡的劝谏，行节俭，减少开支。
夏，四月，丁巳，立子骜为皇太子。待诏郑朋荐太原太守张敞，先帝名臣，宜傅辅皇太子。上以问萧望之，望之以为敞能吏，任治烦乱，材轻，非师傅之器。天子使使者征敞，欲以为左冯翊，会病卒。
译夏季，四月，元帝赐封刘骜音拗为皇太子。待诏郑朋推荐太原郡郡治今山西太原市太守张敞，是先帝时代有名的重臣，可以做皇太子的师傅并辅佐皇太子。元帝询问萧望之，征求他的食见。萧望之认为张敞是一位能干的官员，可以胜任治理头绪繁杂纷乱的工作，但是行为轻佻，不具备师傅的器量和资质。元帝于是改变主意，征召张敞，准备任命他为左冯ping二声翊京城长安以北地区的郡级行政长官。不巧张敞因病去世。
评太子年幼，需要的是能培养其德行的老师来教。就好比小树需要支架固定，防止长歪。
诏赐萧望之爵关内侯，给事中，朝朔望。
译元帝赐萧望之封爵关内侯二十等爵中的第二等，有食邑无封地，兼给事中，每月初一、十五日朝见。
评元帝对萧望之还是很有感情的。虽然前一阵被石显忽悠，撤了他的官，很快又重新启用。
关东饥，齐地人相食。
译函谷关以东发生饥荒，齐国地区发生人吃人的惨剧。
秋，七月，己酉，地复震。
译秋季，七月的己酉日，再次发生地震。
上复征周堪、刘更生，欲以为谏大夫；弘恭、石显白，皆以为中郎。
译元帝再次征召周堪、刘更生，准备任命他们当谏大夫。弘恭、石显从中作梗，元帝于是改命三人当中郎皇帝身边的侍从。
上器重萧望之不已，欲倚以为相；恭、显及许、史子弟、侍中、诸曹皆侧目于望之等。更生乃使其外亲上变事，言『地震殆为恭等，不为三独夫动。臣愚以为宜退恭、显以章蔽善之罚，进望之等以通贤者之路。如此，则太平之门开，灾异之愿塞矣。』书奏，恭、显疑其更生所为，白请考奸诈，辞果服；遂逮更生系狱，免为庶人。
译元帝一直非常尊重萧望之，想请他担任丞相。弘恭、石显，与许史两大家族的子弟，以及侍中、诸曹，都嫉妒萧望之等人。而这时刘更生指使他的外亲，就地震灾难，上书说：『地震发生，大概是针对弘恭等来的，而不是因为三个老匹夫萧望之、周堪、刘更生。我非常愚昧，但我认为，应该罢黜弘恭、石显，以示对于压制善良的惩罚。应该进升萧望之等，以便疏通贤能上进的道路。如果是这样，则天下太平的大门洞开，自然灾害的泉源也就阻塞了。』奏章呈上之后，弘恭、石显怀疑是刘更生干的，要求元帝准许追究其中的奸诈真相。据查，果然受到刘更生指使，于是逮捕刘更生，囚禁于牢狱，免官，贬为平民。
评君子指望用小人的手段来对付小人，这可能吗？君子使用小人手段是业余的，小人使用小人手段是专业的。刘更生这一愚蠢的行为，不但没能扳倒那几个阉党，反而让他们反咬一口，把自己害了。由此看来。走正路，真的不能投机取巧。
会望之子散骑、中郎伋及亦上书讼望之前事，事下有司，复奏：『望之前所坐明白，无谮诉者，而教子上书，称引亡辜之诗，失大臣体，不敬，请逮捕。』弘恭、石显等知望之素高节，不诎辱，建白：『望之前幸得不坐，复赐爵邑，不悔过服罪，深怀怨望，教子上书，归非于上，自以托师傅，终必不坐，非颇屈望之于牢狱，塞其怏怏心，则圣朝无以施恩厚。』上曰：『萧太傅素刚，安肯就吏！』显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语言薄罪，必无所忧。』上乃可其奏。冬，十二月，显等封诏以付谒者，敕令召望之手付。因令太常急发执金吾车骑驰围其第。使都至，召望之。望之以问门下生鲁国朱云，云者，好节士，劝望之自裁。于是望之仰天叹曰：『吾尝备位将相，年逾六十矣，老入牢狱，苟求生活，不亦鄙乎！』字谓云曰：『游，趣和药来，无久留我死！』竟饮鸠自杀。天子闻之惊，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狱，果然杀吾贤傅！』是时，太官方上昼食，上乃却食，为之涕泣，哀动左右。于是召显等责问以议不详，皆免冠谢，良久然后已。上追念望之不忘，每岁时遣使者祠祭望之冢，终帝之世。
译恰好萧望之的儿子散骑、中郎萧伋也上书为其父呼冤。奏章交付给有关部门。有关部门复查后上奏说：『萧望之以前被指控的罪证很明确，并不是诬告陷害。他却教唆儿子，向陛下上书，引用【诗经】上关于无罪的诗篇。有失大臣的体面，大不敬，请逮捕审讯。』弘恭、石显等了解萧望之平素气节高尚，不可能接受下狱的屈辱，因此建议说：『萧望之侥幸没有牵连进前案中去，而又得赐爵位封邑，他不悔过认罪，反而满腹牢骚，教唆儿子上书，把过失推到陛下身上。自以为是陛下的师傅，无论怎么都不会治罪。如果不用监狱的痛苦抑制他的骄傲自信，那么陛下就再也无法施厚恩于臣子了!』元帝说：『萧师傅素来性情刚烈，怎么肯去坐牢?』石显等人说：『人，谁不看重性命，而萧望之被指控的，不过语言上的轻罪，必定不会有任何意外。』元帝于是同意奏请。冬季，十二月，石显等把诏书封好，交给谒者负责诏命传达，令今让萧望之亲自拆封。同时下令太常迅速调发执金吾九卿之一，掌管京城治安所属部队，包围萧望之住宅。谒者到了萧宅，召唤萧望之。萧望之就此问他的学生鲁国封国都城位于今山东曲阜市人朱云，朱云崇尚节操，建议萧望之自杀。萧望之仰天长叹：『我曾经立于丞相之列，而今年纪已超过六十。这么老的年纪被关进监狱，去苟且求生，岂不鄙贱?』遂呼唤朱云的字说：『游，快把药和好，不要延长我等死的时间！』于是饮下鸩酒毒酒，自杀身死。元帝接到报告，大为震惊。拍案说：『我本来就怀疑他不会去坐牢，果然杀了我的好师傅。』这时，内官正呈上午餐，元命拒不进食，泪流满面，悲哀感动了旁边的人。于是召唤石显等责问，石显等承认当初判断错误，都摘掉官帽，叩头请罪，过了很久，事情才算了结。元帝追思哀悼萧望之，不能忘情，每年四季都派使节去他坟墓前祭祀，直到自己去世方止。
评之前的周堪、刘更生就是被石显、弘恭以这种方式陷害入狱的，当时事发之后，他们也是这样叩头请罪，元帝就原谅了他们。如今他们又故技重施，仍然轻易就被元帝所原谅。可见元帝还是仁有余而义不足。面对奸恶势力，一味得不忍下手将其铲除。其结果就是姑息养奸。
臣光曰：甚矣孝元之为君，易欺而难寤也！夫恭、显之谮诉望之，其邪说诡计，诚有所不能辨也。至于始疑望之不肯就狱，恭、显以为必无忧。已而果自杀，则恭、显之欺亦明矣。在中智之君，孰不感动奋发以厎邪臣之罚！孝元则不然。虽涕泣不食以伤望之，而终不能诛恭、显，才得其免冠谢而已。如此，则奸臣安所惩乎！是使恭、显得肆其邪心而无复忌惮者也。
译臣司马光说：元帝这位君王，太奇怪了，容易受欺骗，而又难以醒悟。弘恭、石显诬陷萧望之，其阴谋诡计，诚然有时候很难分辨。然而，元帝开始已经怀疑萧望之不会愿意入狱，弘恭、石显，却以为不必担心出现意外，不久果然自杀，则弘恭、石显的欺诈，已至为明显。即令是中等智慧的君王，也会情绪激动，勃然大怒，给奸邪的臣子以应得的惩罚。而元帝则不然，虽然以痛哭流涕、拒不进食来哀悼师傅，却终究不能杀掉弘恭、石显，只不过使他们脱下官帽，跪下请罪而已。如此，奸臣又怎么惩治呢？这正是导致弘恭、石显肆意妄为，毫无忌惮的原因所在。
评司马光只看到萧望之和周堪二人不是因罪而死，便归咎于元帝糊涂。同时责怪贡禹和匡衡不能指出朝中的奸臣见本节开始时。可为什么石显等人如此奸恶，却不能危害天下，国家照样太平无事呢？这是要得益于贡禹匡衡等儒者能坚守大道。西漢走向衰亡，是后面的成帝和哀帝奢纵造成的，而不是元帝的优柔寡断造成的。
是岁，弘恭病死，石显为中书令。
译这年，弘恭因病而死，石显继任中书令。
高宗孝元皇帝初元二年甲戌，西元前47年
初，武帝灰南越，开置珠厓、儋耳郡，在海中洲上，吏卒皆中国人，多侵陵之。其民亦暴恶，自以阻绝，数犯吏禁，率数年壹反，杀吏；漢辄发兵击定之。二十馀年间，凡六反。至宣帝时，又再反。上即位之明年，珠厓山南县反，发兵击之。诸县更叛，连年不定。上博谋于群臣，欲大发军。待诏贾捐之曰：『臣闻尧、舜、禹之圣德，地方不过数千里，西被流沙，东渐于海，朔南暨声教，言欲与声教则治之，不欲与者不强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气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东不过江、黄，西不过氐、羌，南不过蛮荆，北不过朔方，是以颂声并作，视听之类咸乐其生，越裳氏重九译而献，此非兵革之所能致也。以至于秦，兴兵远攻，贪外虚内而天下溃畔。孝文皇帝偃武行文，当此之时，断狱数百，赋役轻简。孝武皇帝厉兵马以攘四夷，天下断狱万数，赋烦役重，寇贼并起，军旅数发，父战死于前，子斗伤于后，女子乘亭障，孤儿号于道，老母、寡妇饮泣巷哭，是皆廓地泰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关东民众久困，流离道路。人情莫亲父母，莫乐夫妇；至嫁妻卖子，法不能禁，义不能止，此社稷之忧也。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驱士众挤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饥馑，保全元元也。诗云：「蠢尔蛮荆，大邦为雠。」言圣人起则后服，中国衰则先畔，自古而患之，何况乃复其南方万里之蛮乎！骆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习以鼻饮，与禽兽无异，本不足郡县置也。颛颛独居一海之中，雾露气湿，多毒草、虫蛇、水土之害；人未见虏，战士自死。又非独珠厓有珠、犀、玳瑁也。弃之不足惜，不击不损威。其民譬犹鱼鳖，何足贪也！臣窃以往者羌军言之，暴师曾未一年，兵出不逾千里，费四十馀万万；大司农钱尽，乃以少府禁钱续之。夫一隅为不善，费尚如此，况于劳师远攻，亡士毋功乎！求之往古则不合，施之当今又不便，臣愚以为非冠带之国，【禹贡】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无以为。愿遂弃珠厓，专用恤关东为忧。』上以问丞相、御史。御史大夫陈万年以为当击，丞相于定国以为：『前日兴兵击之连年，护军都尉、校尉及丞凡十一人，还者二人，卒士及转输死者万人以上，费用三万万馀，尚未能尽降。今关东困乏，民难摇动，捐之议是，』上从之。捐之，贾谊曾孙也。
译起初，漢武帝吞并南越，在海南岛上，开始设置珠崖郡郡治今海南海口市、儋dan一声耳郡郡治今海南儋州市。官吏以及士兵，全是由中原派去的漢人。多有侵夺排挤当地土著的事。而土著人也很强悍，认为海南岛隔绝在大海之外，所以无视法令，不断起来暴乱。大约每隔几年，就起事一次，杀害官吏。漢朝每次都出动军队，予以平定。二十余年之间，共发生过六次起事。到宣帝在位期间，又有两次起事。元帝即位的第二年，珠崖郡山南县今海南陵水县发生起事，漢朝出兵镇压。而其它各县也跟着叛乱，接连数年，不能平定。元帝广泛征求大臣的意见，准备出动大军镇压。待诏贾捐之说：『我曾经听说，尧、舜、禹这些圣明有德的君王，其版图的范围，不过数千方里。西接流沙，东滨大海，朔方今内蒙古河套地区一带以南都是中国声威和教化普及的地区。声明：愿接受中国声威和教化的，中国就去治理；不愿接受中国声威和教化的，中国决不强迫。因此君王和臣子，都有德可以歌颂，凡有生命的动物，都得到它们的需要。武丁、成王，是商王朝和周王朝至仁的君王，然而版图东方不过到达江国位于今河南正阳县、黄国位于今河南潢川县，西方不过到达氐、羌位于今青海一带二部落，南方不过到达荆蛮之地位于今湖北一带，北方不过到达朔方。目此颂扬的声音遍起，凡是会听会看的生物，都乐于生存。越裳部落位于今越南国一带，经过九重翻译，而向中国进贡，这不是兵力可以得到的。后来到了秦王朝，出动军队远征，贪功于千万里之外，却使国内的防卫虚弱，天下背叛，期廷崩溃。到了漢文帝时，停息武备，修明文教，在那个时代，审理和判决的案件，不过几百起，赋税和徭役，少而简单。到了漢武帝时，磨好武器，喂饱战马，用以打击东西南北四方夷族，审理和判决的案件，多达几万起，赋税频繁，徭役沉重。农民起事，如火如荼，而大军不断出击，作父亲的刚刚在前方战死，做儿子又相继为战事而负伤。女人守卫边塞的堡垒，孤儿在道路上啼哭，老母、寡妇在破陋的小巷里泪流满面，吞声而哭。这都是开拓的疆土太大，战争不能停止的原因。而现在，函谷关位于今河南灵宝市以东人民，长期困穷，流离失所。人情，最亲莫过于父母，最乐莫过于夫妇。到了卖妻子、卖儿女，法律不能禁止，道义无法责备的地步，这是国家的忧患啊。现在陛下不能忍受一时的愤怒，准备驱使壮士，把他们推入大海之中，在那个蛮荒错暗的孤岛上，显示威力，这不是拯救饥馑，保全百姓的好方法。【诗经】说：「愚蠢的荆蛮人，竟敢与大国为敌。」意思是说：圣人出现，各族自然归服，中国衰落，各族首先背叛。从古代起，担忧的就是这个，何况更在荆蛮部落南方万里之外的各蛮族呢？骆越位于今广西南部一带的黎民，父亲与儿子同在一条河里洗澡，习惯上都用鼻子饮水，与禽兽没有什么不同，本来没有条件设置郡县。单独地孤悬在大海之中，雾大露重，气候潮湿，多有毒草、毒虫、毒蛇，以及水土灾害。还没有看见敌人，战士已经病死。而且，也并不是只有珠崖郡才出产珍珠、犀牛、玳瑁。抛弃它，一点也不可惜。不加征伐，一点不损损喜朝廷的威望。那里的百姓好象鱼鳖，不值得争取。我私下再用以前平定西羌叛乱的军事行动作为例证。军队在前线作战，还不满一年，而战场距京师长安今陕西西安市，还没有超过一千里，军费已达四十余亿。大司农所辖国库积累，全部用光，更动用少府征收的山海池泽之税。解决一个角落的问题，费用还这么多，何况长途跋涉，攻击故人?只会造成伤亡，不可能有功。从古代寻找同类的事，则找不到。在现代干这类事，害处如此。我很愚蠢，认为那些不懂得文明礼教的国家，【禹贡】谈到的地方，【春秋】所载治理的地方，都可以放到一边。因此建议：放弃珠崖郡，专心救济函谷关以东的受灾饥民，排除国家的忧患。』元帝询问丞相、御史。御史大夫陈万年认为应当出击。丞相余定国认为：『朝廷连年发兵出击珠崖郡叛变的结果，护军都尉、校尉和丞，共十一人，只有二人生还，战士和转运粮草的人，死亡达万人以上，费用达三亿多钱，还不能全都平服。而今函谷关以东又遭灾荒，严重缺粮，民心动摇，贾捐之的建议是正确的，应予采纳。』元帝批准。贾捐之是贾谊的曾孙。
评珠崖郡在现在的海南岛，距离漢朝腹地遥远，难以控制。而且珠崖郡的土著不像匈奴一样，他们对漢朝的国家安全没有威胁。没必要花费巨资去和他们死磕。放弃一些难以控制的虚土，是正确的选择。国家版图的大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实际控制能力，而不是越大越好。一味强行去占有那些难以控制的疆土，只能让这些地方成为影响内地发展的累赘。认为疆域越大，看着越舒服的『版图癖』思想要不得。
高宗孝元皇帝初元三年乙亥，西元前46年
春，诏曰：『珠厓虏杀吏民，背畔为逆。今廷议者或言可击，或言可守，或欲弃之，其指各殊。朕日夜惟思议者之言，羞威不行，则欲诛之；狐疑辟难，则守屯田；通于时变，则忧万民。夫万民之饥饿与远蛮之不讨，危孰大焉？且宗庙之祭，凶年不备，况乎辟不嫌之辱哉！今关东大困，仓库空虚，无以相赡，又以动兵，非特劳民，凶年随之。其罢珠崖郡，民有慕义欲内属，便处之；不欲，勿强。』
译春季，元帝颁诏：『珠崖郡匪徒杀害官吏人民，背叛国家。在朝廷会议上，臣僚们有的主张镇压，有的主张坚守城池，有的主任放弃，意见不同。我日夜思考他们的意见：为了维护朝廷的威严，只有诛杀。为了长期相持，只有实行屯田。通达时局的变迁，则忧虑民众的处境，现在的问题是，人民饥馑，与不讨伐远方蛮族的叛乱，哪一个危险大?连朕祭祀祖先处所的祭品，都因荒年的缘由不能全备，何况边境上小小的羞辱挫败？现在函谷关以东人民正逢困难，仓库空虚，无法维持生活，如果再征集丁壮作战，不仅使人民疲劳，而且还要发生荒年。现在决定撤销珠崖郡，百姓有向慕仁义，愿意迁到中国内地的，可以随处定居。不愿意迁移的，不要勉强。』
夏，四月，乙末晦，茂陵白鹤馆灾；赦天下。
译夏季，四月，乙未十一日夜，茂陵漢武帝陵寝，位于今陕西兴平市白鹤馆失火；大赦天下。
评古人认为天降灾异，是君王为政出现失误，上天发出警告。于是君王要反省自身的作为，大赦天下，以体现君王的宽仁。
夏，旱。
译夏季，发生旱灾。
立长沙炀王弟宗为王。
译元帝赐封已故长沙王封国都城位于今湖南长沙市刘旦的弟弟刘宗，继任长沙王。
长信少府贡禹上言：『诸离宫及长乐宫卫，可减其太半以宽繇役。』六月，诏曰：『朕惟烝庶之饥寒，远离父母妻子，劳于非业之作，卫于不居之宫，恐非所以佐阴阳之道也。其罢甘泉、建章宫卫，令就农。百宫各省费。条奏，毋有所讳。』
译长信少府掌管皇太后的府库贡禹上书建议：『各离宫跟长乐宫的警卫部队，可以减少大半，用以减轻百姓的劳役负担。六月，元帝下诏：『朕顾念到民众饥寒，远离父母妻子，从事不是他们本行的工作，保卫君王不常居住的宫殿，恐怕不是促进阴阳合和的办法。现在，撤销甘泉、建章两宫的守卫部队，命令他们回乡务农。朝廷官员应在节约经费上，提出方案奏报，不要有所忌讳。』
评元帝从善如流，一切以减少百姓负担为重，是合格的守成之君。
是岁，上复擢周堪为光禄勋，堪弟子张猛为光禄大夫、给事中，大见信任。
译本年，元帝又提拔周堪任光禄勋九卿之一，宫廷侍卫统领。周堪的学生张猛为光禄大夫皇帝的高级顾问，兼给事中具有随时入宫觐见的资格，大受信任。
评『清流』的实力又得以恢复。
高宗孝元皇帝初元四年丙子，西元前45年
春，正月，上行幸甘泉，效泰畤。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赦汾阴徒。
译春季，正月，元帝前往甘泉宫位于今陕西淳化县，祭祀天神。三月，前往河东郡郡治今山西夏县，祭祀大地之神，赦免在后土庙的所在地汾阴位于今山西万荣县服刑的犯人。
高宗孝元皇帝初元五年丁丑，西元前44年
春，正月，以周子南君为周承休侯。三月，上行幸雍，祠五畤。
译春季，正月，擢升周子南君姬延年为周承休侯。三月，元帝到雍城，祭祀五方上帝。
评周子南君是周天子后裔。按古礼，对以前朝代的天子后裔，应封以爵位，使其祭祀不绝。比如在周朝时，商朝后裔为宋公，夏朝后裔为杞公，舜帝后裔为陈公。秦不行正道，统一后未给前朝天子任何爵位待遇。直到漢武帝尊儒后，重新寻找前代天子后裔予以册封。其中周天子后裔被封为周子南君。这次元帝提升了他的爵位从君到侯，是儒学地位提升的表现。
夏，四月，有星孛于参。
译夏季，四月，有异星出现在参星之旁。
上用诸儒贡禹等之言，诏太官毋日杀，所具各减半；乘舆秣马，无乏正事而已。罢角抵、上林宫馆希御幸者、齐三服官、北假田官、盐铁官、常平仓。博士弟子毋置员，以广学者。令民有能通一经者。皆复。省刑罚七十馀事。
译元帝采用儒家学者和贡禹等人的建议，下令：大官不要每天都宰杀牡畜，供应的伙食，减少一半。皇帝使用的御车御马，只要维持驾供祭把、春猎等正常使用就够了。撤销角抵这种表演游戏，释放位于上林苑京城长安周边的皇家园林的宫殿馆舍内很少有机会同皇帝见面的宫女，撤销位于齐郡郡治今山东淄博市临淄区的三座织造厂，放弃北假今内蒙古河套以北、阴山以南夹山带河地区一带皇家农田，撤销盐铁官，撤销常平粮仓，博士弟子的名额不加限制，黎民对儒家经典，能精道其中任何一经的，都免除赋税徭役。废除刑罚七十余项判例。
评一系列惠民举措是恰当的，盐铁官和常平仓的撤除，说明当时漢朝的财政开支已经大大减少，不需要这些额外赚钱的机构了。
陈万年卒。六月，辛酉，长信少府贡禹为御史大夫。禹前后言得失书数十上，上嘉其质直，多采用之。
译御史大夫三公之一，最高监察官陈万年去世。六月辛酉二十日，提拔长信少府贡禹为御史大夫。贡禹曾前后数十次上书，对元帝的得失进行规劝。元帝赏识他的坦率正直，多数都予采纳。
评元帝也很善于纳谏，只要不是太激烈的那种。
匈奴郅支单于自以道远，又怨漢拥护呼韩邪而不助己，困辱漢使者乾江乃始等；遣使奉献，因求侍子。漢议遣卫司马谷吉送之，御史大夫贡禹、博士东海匡衡以为：『郅支单于乡化末醇，所在绝远，宜令使者送其子，至塞而还。』吉上书言：『中国与夷狄有羁縻不绝之义，今既养全其子十年，德泽甚厚，空绝而不送，近从塞还，示弃捐不畜，使无乡从之心，弃前恩，立后怨，不便。议者见前江乃无应敌之数，智勇俱困，以致耻辱，即豫为臣忧。臣幸得建强漢之节，承明圣之诏，宣谕厚恩，不宜敢桀。若怀禽兽心，加无道于臣，则单于长婴大罪，必遁逃远舍，不敢近边。没一使以安百姓，国之计，臣之愿也。愿送到庭。』上许焉。既到，郅支单于怒，竟杀吉等；自知负漢，又闻呼韩邪益强，恐见袭击，欲远去。会康居王数为乌孙所困，与诸翕侯计，以为：『匈奴大国，乌孙素服属之。今郅支单于困在外，可迎置东边，使合兵取乌孙而立之，长无匈忧矣。』即使使到坚昆，通语郅支。郅支素恐，又怨乌孙，闻康居计，大说，遂与相结，引兵而西。郅支人众中寒道死，馀财三千人。到康居，康居王以女妻郅支，郅支亦以女予康居王，康居甚尊敬郅支，欲倚其威以胁诸国。郅支数借兵击乌孙，深入至谷城，杀略民人，驱畜产去。乌孙不敢追。西边空虚不居者五千里。
译匈奴郅支单于栾提呼屠吾斯认为他跟漢朝距离遥远，加之怨恨漢朝帮助呼韩邪单于栾提稽侯，而不帮助他，因此，使漢朝使节江乃始等陷于艰难屈辱之中。同时，派使节进贡，要求送还在漢朝当人质的儿子栾提驹于利受。朝廷商议派卫司马负责在西域屯田的军官谷吉护送人质回国。御史大夫贡禹、博士学术官东海郡郡治今山东郯城县人匡衡一致认为：『郅支单于对漢朝并没有心悦诚服，所居又在遥远绝域，我们的使节送他的儿子，送到边塞就可以回来了。』谷吉上书说：『漢朝对蛮族，有长期笼络和约束的关系，我们已经养育郅支单于的儿子十年之久，恩德很厚。如果不送他到家，而只送到边塞，那就显示出永远跟他断绝关系，使他无法再向往并从命漢朝。抛弃从前的恩德，却结下以后的怨仇，似不相宜！参与意见的人，鉴于江乃始缺乏对敌人应变的才能，智慧勇敢都无法施展，以致受到羞辱，事先替我担忧。我有幸手执大漢的旄节，承奉圣明的诏书，传布漢朝对匈奴深厚的恩德，预料郅支单于不敢无礼。如果狼子野心，加暴虐于我，那么，他就犯下了滔天大罪，必然逃得很远，不敢接近边塞。牺牲一个使节，而使普天下老百姓获得安宁，这是国家的利益所在，也是我个人的志愿。因此，我愿把郅支单于的儿子送到匈奴的王庭。』元帝批准了谷吉的请求。谷吉把郅支单子的儿子送到王庭，不料郅支单于以怨报德，竟杀害谷吉等人。他感到自己有负漢恩，又听说呼韩邪单于的势力正日益强盛，恐怕受到袭击，想向西迁移。恰恰在这个时候，康居王国位于今哈萨克斯坦国南部不断受到乌孙王国位于今哈萨克斯坦国东部、吉尔吉斯斯坦国一带的侵略，处境窘迫，康居王跟各翕侯其国内的高级贵族商议，认为：「匈奴是一个大国，乌孙一向臣属于它。而今，郅支单于困处在国境之外，我们可以迎请他驻防东部边界，然后共同攻灭乌孙，由郅支单于当乌孙王。这样对匈奴的忧患也就可以永远解除了。』计议一定，就派使节到坚昆王国位于今新疆阿勒泰，晋见郅支单于，郅支单于一向恐惧，又怨恨乌孙王国，听到康居王国的计划，大喜，于是就与康居王国结盟，率领部队向西进发。途中，因天气寒冷，不少人被冻死，最后只剩下三千人。到达康居王国后，康居王把女儿嫁给郅支单于，郅支单于也把女儿嫁给康居王。康居对郅支单于非常尊敬，打算借匈奴的武力，威胁各邻国。郅支单于多次率领康居和匈奴联军，攻击乌孙王国。一度攻陷乌孙王国的都城赤谷城今吉尔吉斯斯坦国伊什提克，屠杀及掳掠人民、财产、牲畜，乌孙王国无力反击，西部五千里广大地区，完全残破，无人居住。
评谷吉预料到此行凶险重重，但仍以大无畏的勇气去执行这项生死难料的出使，最终壮烈牺牲。可歌可泣。这就是历史上的『死士』精神。郅支单于杀害漢朝大臣，破坏西域秩序，这笔账必须得到清算，否则无以彰显大漢朝的国威。
冬，十二月，丁末，贡禹卒。丁已，长信少府薛广德为御史大夫。
译冬季，十二月丁未初九，御史大夫贡禹去世。丁巳十九日，提升长信少府薛广德为御史夫夫。
高宗孝元皇帝永光元年戊寅，西元前43年
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视毕，因留射猎。薛广德上书曰：『窃见关东困极，人民流离。陛下日撞亡秦之钟，听郑、卫之乐，臣诚悼之。今士卒暴露，从官劳倦，愿陛下亟反宫，思与百姓同忧乐，天下幸甚！』上即日还。
译春季，正月，元帝前往甘泉宫，在郊外祭祀天神。祭祀完毕，就留那里举行围猎。薛广德上书说：『函谷关以东地区，困顿以达极点，百姓流离失所，而陛下却每天撞着被灭亡的秦国的大钟，听着郑国、卫国的音乐，我对此实在害怕。卫护陛下的大军，暴露在原野之上，随从的官员，疲劳困倦。希望陛下火速回宫，心里想着跟百姓同忧同乐。这样，才是天下的大福。』元帝当天即回到长安。』
评魏征谏唐太宗曰：『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在皇帝将要被声色犬马所诱惑时，身边有正直的大臣出来提醒匡正。君王就不会走歪路。薛广德的上书中提到郑国、卫国的音乐。孔子的门生子夏曾评论说『郑国的音乐是由于好违礼法、放滥奢靡，所以容易使人心意迷乱；卫国的音乐急促疾速，容易使人心意烦燥不安』。薛广德借此来提醒漢元帝，不要走歪路。
二月，诏：『丞相、御史举质朴、敦厚、逊让、有行者，光禄岁以此科第郎、从官。』
译二月，元帝下诏：『丞相、御史荐举质朴、忠厚、逊让、德行良好的四类人士，光禄勋每年比照这四项要求考核郎官宫廷侍卫，预备官员和从官皇帝的随从，按成绩排列等第。』
评漢元帝以此四科来举士，这是孱弱的君主元帝、奸邪的臣子石显等鉴于萧望之、周堪、张猛、刘更生等人的耿直与忠贞，而以此柔惰来消磨天下人的气节。从此以后，漢朝没有刚正之士，于是江山社稷拱手奉送给了王莽。却还自诩其敦厚的多福。宣帝当年说『乱我国家者必太子也』，他的话应验了。尽管如此，这种局面还是有来由的。文帝、景帝、武帝、昭帝时期，贤才和不肖之徒杂用，而质朴的朝野风气还没有消亡。君子没有赫赫的名声，小人也没有难见的罪恶。自矜气节的汲黯、名扬天下的贾谊，君主都很看重他们的才干，但最终也没有给予重用。至于靠文采以求君主赏识的，比如东方朔、主父偃等，都是刚开始重用不久便被抛弃。后来到了宣帝时期，因为急于求治，崇尚文法，于是天下人纷起响应。这种情况下，沽名炫直之士虚伪地做一些别人所不能做的事来显示自己，其气焰足以欺凌君主，而君主厌恶其苛刻，并非只有贵戚宦官恨他们。从魏相诛灭霍氏家族、到萧望之攻击丙吉的短处、再到张敞揭发黄霸隐私，这种形势已发展到了极为严厉的程度。于是，小人们看出了大家对这些人的厌恶，又反过来用诡诈的伎俩去打倒这些人。所以，君主驾驭人才时，不可以轻易向别人展露自己的好恶，而是应该努力将道持平，谨慎从事。否则就会被小人所利用。
三月，赦天下。
译三月，大赦天下。
雨雪、陨霜，杀桑。秋，上酎祭宗庙，出便门，欲御楼船。薛广德当乘舆车，免冠顿首曰：『宜从桥。』诏曰：『大夫冠。』广德曰：『陛下不听臣，臣自刎，以血污车轮，陛下不得入庙矣！』上不说。先驱光禄大夫张猛进曰：『臣闻主圣臣直。乘船危，就桥安，圣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听。』上曰：『晓人不当如是邪！』乃从桥。
译雨雪交加，降霜，桑树落叶纷纷。秋季，元帝用重酿之酒祭祀祖庙，出便门，准备乘楼船甲板上有楼的船。薛广德拦着皇家卫队，脱下官帽，叩头，说：『请走桥。』元帝传下话来，说：『请御史大夫戴上官帽！』薛广德说：『陛下如果不接受我的建议，我就在此自杀，用鲜血污染车轮，陛下就进不了祖庙啦！』元帝不高兴。负责开道的光禄大夫张猛说：『我说说主上圣明，臣子自然正直。坐船危险，而过桥却安全，圣明的君主不冒危险。御史大夫的话，可以听从！』元帝说：『劝告别人，应象这样把道理说清楚!』于是改从桥上走。
评元帝说的没错，薛广德进谏，貌似言辞激烈，大有以死相拼的样子，却没有把为啥不能坐船的理由说清楚。让人觉得莫名其妙。看来这个人也是个愣头青。只知道进谏，不知道进谏的方法。
九月，陨霜杀稼，天下大饥。丞相于定国，大司马、车骑将军史高，御史大夫薛广德，俱以灾异乞骸骨。赐安车、驷马、黄金六十斤，罢。太子太傅韦玄成为御史大夫。广德归，县其安车，以传示子孙为荣。
译九月，严霜再降，毁掉农田庄稼，天下发生大的饥荒。丞相于定国，大司马、车骑将军史高，御史大夫薛广德，都因为这场天灾，引咎辞职。元帝批准，分别赏赐他们带有车厢的坐车、四匹马、黄金六十斤，罢了官。提升太子太傅太子的老师韦玄成担任御史大夫。薛广德回到故乡，把皇上赏赐给他的安车悬挂起来，留传给子孙，以示荣幸。
评虽然天灾是不详之兆，但作为臣子，借此反思一下为政是否有失即可，没有必要辞职。
帝之为太子也，从太中大夫孔霸受【尚书】。及即位，赐霸爵关内侯，号褒成君，给事中。上欲致霸相位，霸为人谦退，不好权势，常称『爵位泰过，何德以堪之！』御史大夫屡缺，上辄欲用霸；霸让位，自陈至于再三。上深知其至诚，乃弗用。以是敬之，赏赐甚厚。
译元帝当太子的时候，跟太中大夫负责进谏的官孔霸学习【尚书】。等到即位，封孔霸关内侯，号褒成君，兼给事中。元帝想请孔霸当丞相，可是孔霸为人谦逊退让，不喜爱权势，常说：『如果爵位太高贵，我的品德和能力都不能胜任！』御史大夫屡次空缺，元帝屡次都拟任命孔霸，孔霸坚决辞让，至于两次三次。元帝确知他出于诚心，才不再勉强，但因此对他更为尊敬，赏赐更加丰厚。
评孔霸可能是知道自己只是擅长文学，不擅长之国，因此不想尸位素餐，这才坚决推辞任命的。很有自知之明。
高宗孝元皇帝永光元年戊寅，西元前43年
戊子，侍中，卫尉王接为大司马、车骑将军。
译九月戊子二十四日，元命任命侍中皇帝的顾问、卫尉九卿之一，禁卫军统领王接当大司马，兼车骑将军。
石显惮周堪、张猛等，数谮毁之。刘更生惧其倾危，上书曰：『臣闻舜命九官，济济相让，和之至也。众臣和于朝则万物和于野，故箫【韶】九成，凤皇来仪。至周幽，厉之际，朝廷不和，转相非怨，则日月薄食，水泉沸腾，山谷易处，霜降失节。由此观之，和气致祥，乖气致异，祥多者其国安，异众者其国危。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也。今陛下开三代之业，招文学之士，优游宽容，使得并进。今贤不肖浑殽，白黑不分，邪正杂糅，忠谗并进；章交公车，人满北军，朝臣舛午，胶戾乖剌，更相谗诉，转相是非；所以营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胜载，分曹为党，往往群朋将同心以陷正臣。正臣进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乱之机也；乘治乱之机，未知孰任，而灾异数见，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初元以来六年矣，按春秋六年之中，灾异未有稠如今者也。原其所以然者，由谗邪并进也；谗邪之所以并进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贤人而行善政，如或谮之，则贤人退而善政还矣。夫执狐疑之心者，来谗贼之口；持不断之意者，开群枉之门；谗邪进则众贤退，群枉盛则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长，君子道消，则政日乱；君子道长，小人道消，则政日治。昔者鲧、共工、驩兜与舜、禹杂处尧朝，周公与管、蔡并居周位，当是时，迭进相毁，流言相谤，岂可胜道哉！帝尧、成王能贤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荣华至今。孔子与季、孟偕仕于鲁，李斯与叔孙俱宦于秦，定公、始皇贤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孙，故以大乱，污辱至今。故治乱荣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贤，在于坚固而不移。【诗】云：「我心匪石，不可转也，言守善笃也。【易】曰：「涣汗其大号」，言号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逾时而反，是反汗也；用贤未能三旬而退，是转石也。【论语】曰：「见不善如探汤。」今二府奏佞诌不当在位，历年而不去。故出令则如反汗，用贤则如转石，去佞则如拨山，如此，望阴阳之调，不亦难乎！是以群小窥见间隙，缘饰文字，巧言丑诋，流言、飞文哗于民间。故【诗】云：「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诚足愠也。昔孔子与颜渊、子贡更相称誉，不为朋党；禹、稷与皋陶传相汲引，不为比周，何则？忠于为国，无邪心也。今佞邪与贤臣并交戟之内，合党共谋，违善依恶，歙歙訿々，数设危险之言，欲以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灾异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圣未有无诛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罚，孔子有两观之诛，然后圣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诚深思天地之心，览【否】、【泰】之卦，历周、唐之所进以为法，原秦、鲁之所消以为戒，考祥应之福。省灾异之祸，以揆当世之变，放远佞邪之党，坏散险诐之聚，杜闭群枉之门，方开众正之路，决断狐疑，分别犹豫，便是非炳然可知，则百异消灭而众祥并至，太平之基，万世之利也。』显见其书，愈与许、史比而怨更生等。
译中书令掌管诏命传达石显忌惧光禄勋九卿之一，宫廷侍卫统领周堪、光禄大夫皇帝的高级顾问张猛等，不断在元帝面前诬陷诽谤他俩。已经被罢黜成了平民的刘更生，害怕有一天会被陷害，于是上书说：『我听说舜帝任命九官，大家济济一堂，互相礼让，和睦达到了顶点。众多的臣子在朝廷中互相和睦，万物则在原野上欣欣向荣，所以洞萧吹出著名的【韶乐】九章，凤凰飞来朝拜。到了周厉王、周幽王的时侯，朝廷臣僚不再和睦，转而互相排斥怨恨，则日食、月食相继发生，冷冽的泉水沸腾翻涌，高山深谷改变位置，隆霜失去调节，失去控制。由此看来，和睦可以招来祥瑞，互相抵触则会遭成灾异，祥瑞多则国家安定，灾异多则国家自然陷于危境。这是天地运转的规律，古今一贯的公理。而今，陛下开创三代盛世的宏业，招揽儒家学者，给他们优厚的待遇，宽容他们的过失，使大家同时进取。然而，今天贤能的人跟一些坏人混杂在一起，黑白不分，正邪不辩，使忠奸同时进入政界。臣民上书，由公车署接受民间上书，招揽人才的机构接待，因上书不妥而被捕的，满满地囚禁在北军驻守京城长安北部的禁卫军监狱。朝廷臣僚意见不和，互相拆台，甚至谗言陷害，惹出不少是非。以不实之词欺骗君主，影响君主判断，这类事情很多，无法一一陈述。他们结党搭帮，往往同心合力，去陷害正直大臣。正直大臣晋升，是国家治的表现，正直大臣遭受陷害，是国家乱的所由。面对治乱契机，却不知道任用谁，而天灾变异屡屡出现，我所以寒心的原因在此。陛下登极以来已有六年。春秋时代天下纷争，天灾变异从没有象如今这么密集。所以如此，是因为说别人坏话的人和邪恶的人都进入朝廷的缘故。说别人坏话的人和邪恶的人之所以同时进入朝廷，是因为陛下心怀猜疑。既然任用贤能去推行妥善的政令措施，如果受到陷害，贤能的人被排除，妥善的政令措施也就终止。由于陛下有怀疑之心，所以才招来奸臣陷害之口；由于陛下不能当机立断，才给群邪打开大门。说别人坏话的人和邪恶的人得意，则有德行和有才能的人失意，群邪增多则正人减少。所以【易经】上有否pi三声卦和泰卦，小人那一套如果得到欣赏，君子的主张就无法实行，则政治日益混乱，君子的主张如果得到欣赏，小人那一套就无法实行，则政治日益走上轨道。从前鲧、共工、驩huan一声兜，跟舜、禹同在尧的朝廷中当官，周公跟管叔、蔡叔一同居于周朝的高位。当时，他们之间，互相诋毁，流言中伤，不可胜言！帝尧、成王能够肯定舜、禹、周公的德行才能，而排除共工、管叔、蔡叔，所以国家十分安定，荣耀显达永垂直到今日。孔子与季孙斯、孟孙何忌，同时在鲁国作官，李斯和叔孙通，都在秦朝当官，鲁定公、泰始星认为季孙斯、孟孙何忌、李斯贤能，而排除孔子、叔孙通，所以国家大乱，羞辱一直流传到今天。这可以证明：治和乱，荣和辱，首先在于君主信任什么人？已经信任贤能，就要坚持，而不再动摇。【诗经】说：「我的心虽非磐石，但却不可逆转」，说明坚持善行的忠实态度。【易经】说：「出令如出汗。」说明君主发号施令，犹如出汗。汗既流出，不能再返回体内。可是现在的情形是，有善各政的命令，颁布之后不到三个月，即行取消，是一种「返汗」现象。任用贤能的人，不到三十天便逐出朝廷，像转动一块石头一样容易。【论语】说：看见邪恶，好象用手去探试滚水。」而今，二府三公中的丞相和御史大夫所弹劾的谄佞之辈，不应再留在朝廷。可是历经数年，并没有离开。所以颁布命令，如同返汗；任用贤能，却跟转石头一样容易。而排除邪恶，简直象拔起一座大山一样困难。在这种情形下，希望阴阳调和，不也是很困难的吗？！因此一群小人，到处早找漏洞，运用文字技巧，丑化、诋毁别人，制造谣言，写匿名信，在民间广为流传。所以【诗经】说」我心乱如麻忧愁如焚，只因为触怒一群小人。」小人猖獗到如此程度，实在使人愤慨。从前，孔于跟他的学生颜渊、子贡互相推荐赞扬，没有人攻击他们结党营私。禹、后稷、皋陶互相提拔，也没有人攻击他们勾结同类。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忠心为国，没有邪念。而今，奸佞的小人，跟贤德的君子，手拿剑戟，同时在宫内担任禁卫官。奸佞的小人勾结在一起，共设阴谋，违背善良，走向罪恶，不干本职工作，不断设下险恶的圈套，决心使君主跳进去。如果有一天忽然君主相信他们的忠城，这正是天地用变异先行提出警告，而灾难不断发生的原因。自古以来，圣明的君主从来没有不经过诛杀，就可以使国家治理好的。所以舜帝流放了作恶多端的「四凶」混沌、穷奇、梼音淘杌音物、饕音涛餮帖去声。而孔子也曾在两观宫殿正门两侧的楼之下，诛杀奸佞之徒少正卯。然后圣贤的教化，才得以推行。而今，以陛下的贤明智慧，诚能深思天地大公无私之心，警惕【易经】中否、泰二卦的立意，参考唐尧和周成王的兴盛，作为榜样，而以秦王朝和鲁国的衰亡，作为借鉴。注意到祥瑞带给国家的幸福，与自然灾害带给国家的祸患，用以考察当前局势的变化，放逐奸佞邪恶的小人，击破专门从事阴险构陷的集团，关闭群邪幸进之门，广开正大光明的道路，坚决果断，不再犹豫怀疑，使是非明显可知，则百种奇异的天灾都会消灭，众多祥瑞都会来临，这是太平的基础，万代的利益。』石显看到这份奏章，与许、史两姓皇亲勾结得更紧，而把刘更生等恨入骨髓。
评刘更生的这篇上书，可以说是言辞恳切，正中要害。但小人也有小人的一套言辞。小人不可能把坏写在脸上。石显等人在漢元帝面前，肯定也要把自己说得多么正义。漢元帝作为一个资质比较平庸的中等帝王，一时难以分辨忠奸也是正常的。现代人知道了整个历史过程，自然很容易得出石显是奸臣的结论。如果拿这个去嘲笑漢元帝，显然是不合适的。
是岁，夏寒，日青无光，显及许、史皆言堪、猛用事之咎。上内重堪，又患众口之浸润，无所取信。时长安令杨兴以材能幸，常称誉堪，上欲以为助，乃见问兴：『朝臣龂龂不可光禄勋，何邪？』兴者，倾巧士，谓上疑堪，因顺指曰：『堪非独不可于朝廷，自州里亦不可也！臣见众人闻堪与刘更生等谋毁骨肉，以为当诛；故臣前书言堪不可诛伤，为国养恩也。』上曰：『然此何罪而诛？今宜奈何？』兴曰：『臣愚以为可赐爵关内侯，食邑三百户，勿令典事。明主不失师傅之恩，此最策之得者也。』上于是疑之。
译这年夏季，天飞寒冷，太阳呈青色，黯淡无光。石显跟许、史二大家族，都说这是周堪、张猛当权引起的天变。元帝尊重周堪，可是面对众口一辞的攻击，又无法堵他们的嘴。当时，长安县今陕西西安市未央区县令一县的行政长官杨兴以才干能力受到尚识，而且常常称赞宣扬周堪。元帝想得到他的帮助，于是召见杨兴，问他：『有些大臣忿恨、反对光禄勋周堪，这是为什么？』杨兴是官场上的狡诈而看风行事的人物，认为皇帝对周堪已经不信任了，于是顺势指责说：『周堪不但没有能力当光禄勋，就是当一个乡下的里长邻长相当于现在的村长，也不适宜。我从前听说，人们认为周堪跟刘更生等人挑拨离间陛下的骨肉亲情，应当诛杀。我之所以持不同意见，并不是赞成他们，只是为国家培养恩德。』元帝问，『那么用什么罪名可以杀他?现在应当怎么办？』杨兴答道：『我愚昧的意见是，赐封周堪关内侯，给他三百户人家的采邑，不让他掌权管事。这样的话，圣上可以仍维持师傅的旧恩，应是最上等的策略。』元帝于是对周堪、张猛开始怀疑。
评杨兴属于有才无德，见风使舵的家伙。他对周堪的态度前后矛盾，这本身就是不正直的表现。如果漢元帝再聪明一些，就不会被他的这套把戏所欺骗。
司隶校尉琅邪诸葛丰始以特立刚直著名于朝，数侵犯贵戚，在位多言其短。后坐春夏系治人，徙城门校尉。丰于是上书告堪、猛罪，上不直丰，乃制诏御史：『城门校尉丰，前与光禄勋、光禄大夫猛在朝之时，数称言堪、猛之美。丰前为司隶校尉，不顺四时，修法度，专作苛暴以获虚威；朕不忍下吏，以为城门校尉。不内省诸己，而反怨堪、猛以求报举，告按无证之辞，暴扬难验之罪，毁誉恣意，不顾前言，不信之大也。朕怜丰之耆老，不忍加刑，其免为庶人！』又曰：『丰言堪、猛贞信不立，朕闵而不治，又惜其材能未有所效，其左迁堪为河东太守，猛槐里令。』
译司隶校尉负责监察长安、洛阳周边七个郡的官琅邪郡郡治今山东诸城市人诸葛丰，以刚强正直，不随波逐流，而闻名朝野，多次冒犯皇亲国戚，所以权贵大都说他的坏话。后来被控为在春李和夏季逮捕犯人，不顺天时，贬谪当城门校尉掌管京城长安各城门的守备。他于是上书控告周堪、张猛有罪。皇帝认为诸葛丰不正直于是下诏：『城门校尉诸葛丰，以前与光禄勋周堪、光禄大夫张猛，同在朝廷的时候，多次称赞周堪、张猛的美德。诸葛丰当司隶校尉时，不顺应四时天意，不遵守法令制度，专用苛刻凶暴的手段来树立威严的外貌。我不忍心法办，令他改任城门校尉，想不到他不自知反省，反而怨恨周堪、张猛，以求报复。控告的全是没有证据的话，揭发的全是无法证明的罪，随心所欲地毁谤和赞扬，不顾从前的言论，全无信义到了极点。我怜悯诸葛丰年纪衰老，不忍施刑，立即贬作平民。』又颁布诏书：『诸葛丰指控周堪、张猛毫无忠贞信守，朕心怀悯恻，不肯追究，而又惋惜二人的才干无法报效国家。决定贬周堪当河东郡治所位于今山西夏县太守一郡的行政长官，张猛当槐里县今陕西兴平市县令。』
臣光曰：诸葛丰之于堪、猛，前誉而后毁，其志非为朝廷进善而去奸也，欲比周求进而已矣。斯亦郑朋、杨兴之流，乌在其为刚直哉！人君者，察美恶，辨是非，赏以劝善，罚以惩奸，所以为治也。使丰言得实，则丰不当绌；若其诬罔，则堪、猛何辜焉！今两责而俱弃之，则美恶、是非果何在哉！
译臣司马光说：诸葛丰对十周堪、张猛，从前赞扬，后来毁谤，其目的不是为国家进贤除奸，不过是投靠皇亲集团，企图飞黄腾达而已。他也属于郑朋、杨兴一类人，何来的刚烈正直?作为君主，应该察看善恶，明辨是非，用奖赏鼓励善行，用刑罚惩治奸邪，这样才是治理国家的原则。如果诸葛丰的话属实，则他不应被罢官。如果他是以不实之辞诬陷人，则周堪、张猛又有什么罪呢?而今双方都受到责罚，同时废弃，那么善与恶，是与非，区别又在哪里？
评周堪、张猛被贬黜，也不是因为诸葛丰的原因。而是石显、杨兴为首的奸党集团对其反复攻击诋毁的结果。诸葛丰最多算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周堪张猛被攻击诋毁得多了，漢元帝也觉得让他们继续呆在朝廷里，会有很多麻烦，一来很多人在自己耳边没完没了地鼓噪，觉得烦。二来怕这二人受不了诋毁，把他们调到外地去可以让他们一劳永逸地免受攻击。现在很多做事不是很果断的企业、团体的领导者，面对大家众口铄金，也会这样做。
贾捐之与杨兴善。捐之数短石显，以故不得官，稀复进见；兴新以材能得幸。捐之谓兴曰：『京兆尹缺，使我得见，言君兰，京兆尹可立得。』兴曰：『君房下笔，言语妙天下；使君房为尚书令，胜五鹿充宗远甚。』捐之曰：『令我得代充宗，君兰为京兆，京兆，郡国首，尚书，百官本，天下真大治，士则不隔矣！』捐之复短石显，兴曰：『显方贵，上信用之；今欲进，第从我计，且与合意，即得入矣！』捐之即与兴共为荐显奏，称誉其美，以为宜赐爵关内侯，引其兄弟以为诸曹；又共为荐兴奏，以为可试守京兆尹。石显闻知，白之上，乃下兴、捐之狱，令显治之，奏『兴，捐之怀诈伪，更相荐誉，欲得大位，罔上不道！』捐之竟坐弃市，兴髡钳为城旦。
译贾捐之与杨兴友好。贾捐之多次抨击石显，因此不得作官，更很少有机会见到皇帝。而杨兴正因才能受到黄帝的赏识。贾捐之对杨兴说：『京兆尹掌管京城长安周边的郡级行政长官出缺已久，如果我能面见圣上推荐他，这个职位马上就可以得到。』杨兴说：『你笔下生花，言语精妙。假如你能当尚书令为皇帝掌管文书，事实上的朝政中枢，可比现在的尚书令五鹿充宗高明得多。』贾捐之说：「我如果能取代五鹿充宗，你当京兆尹，京师是全国的中心，而尚书掌握全国官员的政治命运，天下一定局势安定，经济繁荣，士人与皇上就再不会隔阂。』说完，又抨击石显。杨兴说：『石显权势如日中天，圣上正信任他。我们如果谋求上进，必须听从我的计划，只要能称他的心，合他的意，就可以成功。』于是二人联名上书，赞扬石显美德，建议应封爵关内侯二十等爵中的第二等，有食邑无封地，而使他的兄弟入宫充任中书或尚书的下属官员。然后，二人又呈上共同拟定，而由贾捐之单独署名的奏章，保荐杨兴，认为应考虑由他担任京兆尹。石显看透二人钻营的心计，报告元帝，于是把杨兴、贾捐之逮捕下狱。元帝令石显审讯，审讯后，石显上奏说：『杨兴、贾捐之心怀奸诈，互相标谤，企图攫取朝廷高官，欺骗陛下，大逆不道！结果贾捐之竟然被绑赴市上斩首，杨兴被剃光头发，罚作苦工。
臣光曰：君子以正攻邪，犹惧不克。况捐之以邪攻邪，其能免乎！
译臣司马光说：君子用正道攻击邪道，还怕不能取胜。何况贾捐之用邪道攻击邪道，怎能避免祸殃！
评朋党的兴起，始于漢元帝时代，其流毒蔓延，千年不息。国家因此蒙受巨大损失，非常可悲。萧望之、周堪、张猛、刘更生等人，本来是有意做君子的。他们攻击史高、弘恭、石显等奸贼，以便于把皇帝推上正路，纠正皇帝的过失，这当然是君子之道。君子，难道仅凭道义就能战胜邪恶势力吗？君子所依仗能匡正君主、安邦定国的最大力量，是正直的为人，绝不阿谀奉承，可生可死，可贵可贱，可做非常之事，可定众论之归而不依赖别人为援。至于举荐贤才以保卫君主，则是把举荐贤人之事归于自己，把决定权归于君主。而且必须要等到自身安定的情况下才能推荐人才。君子还要避名不居，不能拿名气沾沾自喜。身已安、道已行、小人已远，则善士的进用，自然是从士人中选拔最优秀的。对自身来说是君子对国家来说是大臣，能做到两不误，依赖的就是此种办法。萧望之和周堪奉宣帝遗诏，执掌国政，辅佐柔弱的漢元帝仅仅一年。元帝只是仰望他们的虚名而未深入了解他们。假如这两人真的以抑制群小，清理政本为长远目标，以身任之，以死继之，难道小人不会感到恐惧吗？可他们的所作所为却不是这样。郑朋想依附他们，写了一封表忠心的马屁信，萧望之就接纳他了。于是华龙也想闻风依附。而杨兴、诸葛丰之流，都仰望而想攀附。而萧望之这些人也喜欢让这类宵小之辈来吹捧自己，攻击弘恭石显。萧望之他们身为国家大臣，不关心国家大事的决策，却借助浅薄无知之徒，造成不可解之祸。这四位，如果真的甘愿捐躯报国，就应该行正道，无所畏惧。要这些随声附和的小人干什么用呢？这种用利益引诱过来的人，有利则亲附，有害则叛去，从来都是这样。而且还容易让对手抓住把柄，给自己泼污水。所以朋党兴起，必有败类相符合，因而给小人留下口实。远离爵赏之权，不随变交结狐朋狗友，拒绝小人们的吹捧拥戴，不妄图借新进之人来攻击对手。无瑕可求，孤立自任，则败类怎会有机可乘？唐朝时的狄仁杰，面对强大的武氏势力，就是自身行正道，让对手抓不到把柄，最终为恢复唐朝江山打下基础。如果萧望之、周堪、张猛、刘更生能做到这点，又怎会被石显等人击倒呢？
徙清河王竟为中山王。
译元帝改封清河王封国都城位于今河北清河县刘竟为中山王封国都城位于今河北定州市。
匈奴呼韩邪单于民众益盛，塞下禽兽尽，单于足以自卫，不畏郅支，其大臣多劝单于北归者。久之，单于竟北归庭，民众稍稍归之，其国遂定。
译匈奴呼韩邪音椰单于匈奴的首领的民众日益增多，而塞下的飞禽野兽，也几乎绝尽。同时，单于足以自卫，不再害怕郅支单于的袭击。很多大臣建议北归故土。又过了一段时间，呼韩邪单于终于北返王庭。散布在其他地区的部落，渐渐归附于他，国家于是安定。
高宗孝元皇帝永光二年己卯，西元前42年
春，二月，赦天下。
译春季，二月，大赦天下。
丁酉，御史大夫韦玄成为丞相；右扶风郑弘为御史大夫。
译二月五日，御史大夫三公之一，最高监察官韦玄成担任宰相三公之一，最高行政长官；右扶风京城长安以西地区的郡级行政长官郑弘担任御史大夫。
三月，壬戌朔，日有食之。
译三月一日，日食。
夏，六月，赦天下。
译夏季，六月，大赦天下。
上问给事中匡衡以地震日食之变，衡上疏曰：『陛下躬圣德，开太平之路，闵愚吏民触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窃见大赦之后，奸邪不为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随入狱，此殆导之未得其务也。今天下俗，贪财贱义，好声色，上侈靡，亲戚之恩薄，婚姻之党隆，苟合徼幸，以身设利；不改其原，虽岁赦之，刑犹难使错而不用也，臣愚以为宜壹旷然大变其俗。夫朝廷者，天下之桢幹也。朝有变色之言，则下有争斗之患；上有自专之士，则下有不让之人；上有克胜之佐，则下有伤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则下有盗窃之民；此其本也。治天下者，审所上而已。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说之也；贤者在位，能者布职，朝廷崇礼，百僚敬让，道德之行，由内及外，自近者始，然后民知所法，迁善日进而不自知也。【诗】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极。」今长安，天子之都，亲承圣化，然其习俗无以异于远方，郡国来者无所法则，或见侈靡而放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风俗之枢机，宜先正者也。臣闻天人之际，精祲有以相荡，善恶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动乎上，阴变则静者动，阳蔽则明者晻，水旱之灾随类而至。陛下祗畏天戒，哀闵元元，宜省靡丽，考制度，近忠正，远巧佞，以崇至仁，匡失俗，道德弘于京师，淑问扬乎疆外，然后大化可成，礼让可兴也。』上说其言，迁衡为光禄大夫。
译元帝问给音己事中具有随时入宫觐见的资格匡衡，询问地震日食等天地变化的缘故，匡衡上书说：『陛下亲自身体力行，为国家开辟太平道路，怜悯愚昧的官吏人民误触法网，连年都有大赦，使老百姓得到改过自新的机会，这是国家之福！不过，据我的考察，每次大赦之后，作奸犯科的人并没有减少，今作奸犯科的行为并没有停止。今天刚刚释放出狱，明日却又犯法，重新坐牢，这是由于疏导他们的工作没有抓住重点。现在的社会风气，贪图钱财，轻视道义，喜爱追逐声色犬马，把豪华奢侈当作目标，亲族的关系日渐淡薄，而婚姻的关系却十分密切，苟且结合，用身家来博取财富；万变不离这种倾向，即使一年之内有数次赦免，仍不能避免使用刑法，我愚昧，认为改正之道，在于大刀阔斧，改变社会风气。朝廷对于国家，就像筑墙时所用的模版。朝廷官员如果怒目相对，那么下面的人就会产生争斗的祸患；在上位的人如果专权弄事，那么下面的人就会产生抗拒的心理；在上位的人如果互相伤害，那么下面的人就会产生杀机；在上位的如果有贪图钱财的大臣，那么下面就会有偷盗抢窃的人民；这是因为墙版是墙的根本。治理国家的人，最应该谨慎的，是提倡什么。礼教的推行，用不着逐家拜访，也用不着见人就去劝说；只要贤能的人在位，能干的人尽忠职守，朝廷尊重礼义，文武官员相敬互让，道德的行为，从内心发展到体外，从最近的人开始，然后人民才知道谁作为榜样，努力效法，不知不觉中，善行日益增加。【诗经】说：「商王朝首都的风俗礼仪高贵大方，是天下人的标准，谁都要模仿。」而今，在漢王朝首都长安，天子亲自推行圣王朝的教化，可是社会风气跟远方并没有差异，各郡、各封国的人到了首都，不知道学习什么，最后却学会了奢侈荒淫；所以推行教化最根本的地方，也是培养社会风气最重要的地方，应该最先着手。我曾经听说，天上跟人间的分际，精气互相激荡，善恶互相推展，下面有所动时，在上面可以看出迹象，太阴月亮变化，则静的东西会动指地震，太阳变化则光明会被掩盖指日食，水灾旱灾，类似的灾祸会接踵而至。陛下敬畏上天的警告，只有怜悯天下人民，节省庞大开支，建立国家制度，接近忠良，疏远奸佞，提倡大仁大义，矫正败坏的风俗习惯，使高尚的道德，首先在京城发扬光大，美好的声誉，传播到国境之外，然后广大的教化才可以完成，礼仪谦让的美德，可以复兴。』漢元帝欣赏匡衡的意见，升匡衡当光禄大夫。
评匡衡就是『凿壁偷光』典故中的主人公，自幼家贫，但勤奋好学，终成国之栋梁。
荀悦论曰：夫赦者，权时之宜，非常典也。漢兴，承秦兵革之后，大愚之世，比屋可刑，故设三章之法，大赦之令，荡涤秽流，与民更始，时势然也。后世承业，袭而不革，失时宜矣。若惠、文之世，无所赦之。若孝景之时，七国皆乱，异心并起，奸诈非一；及武帝末年，赋役繁兴，群盗并起，加以太子之事，巫蛊之祸，天下纷然，百姓无聊，人不自安；及光武之际，拨乱之后：如此之比，宜为赦矣。
译荀悦评论说：对于囚犯的赦免，只是一种权宜的措施，不是正常的司法典范。漢朝的兴盛，恰在秦王朝战乱之后，几乎每个人都身负重罪，如果一定要依法办理，挨家逐户，都应诛杀。所以漢高帝约法三章，颁发大赦命令，洗刷社会上的罪恶污秽，使人民从头开始一种新的生活。当时局势，不得不如此。可是到了后世，大家承袭了这个制度，不知道改革，已经失去时代意义。在惠帝、文帝时，根本没有大赦。在孝景帝之时，发生七国之乱，人心浮动，奸诈百出，到了武帝末年，赋税沉重，差役频繁，盗匪四起，加上皇太子刘据事件，巫蛊大祸，天下惊惶，人民生活困难，无依无靠。等到光武皇帝上台，平息灾难，用来跟前世相比，由他赦免罪犯，才是最恰当。
评既然有罪，就应当处罚。如果个别犯罪者情有可原，可以上报皇帝进行特赦。而对全天下进行普遍的大赦，这种事不应该经常发生。只能用于国家从动荡走向安定的特殊时期。像有的朝代那样，三五年就一次大赦天下，使得法律形同虚设。只能放纵奸邪之人，败坏社会风气。不过荀悦的这番论断也有问题。光武皇帝大赦天下，针对的是西漢末年王莽篡位后带来的天下混战。而非漢景帝、漢武帝时期的事。漢景帝、漢武帝时期，虽有七国之乱以及频繁的对外战争，但总体来说社会还是平稳的，远没有达到社会动荡需要大赦的那种地步。
秋，七月，陇西羌彡姐旁种反，诏召丞相韦玄成等入议。是时，岁比不登，朝廷方以为忧，而遭羌变，玄成等漠然，莫有对者。右将军冯奉世曰：『羌虏近在竟内背畔，不以时诛，无以威制远蛮，臣愿帅师讨之！』上问用兵之数，对曰：『臣闻善用兵者，役不再兴，粮不三载，故师不久暴而天诛亟决。往者数不料敌，而师至于折伤，再三发调，则旷日烦费，威武亏矣。今反虏无虑三万人，法当倍，用六万人。然羌戎，弓矛之兵耳，器不犀利，可用四万人。一月足以决。』丞相、御史、两将军皆以为：『民方收敛时未可多发，发万人屯守之，且足。』奉世曰：『不可。天下被饥馑，士马羸耗，守战之备久废不简，夷狄有轻边吏之心，而羌首难。今以万人分屯数处，虏见兵少，必不畏惧。战则挫兵病师，守则百姓不救，如此，怯弱之形见。羌人乘利，诸种并和，相扇而起，臣恐中国之役不得止于四万，非财币所能解也。故少发师而旷日，与一举而疾决，利害相万也。』固争之，不能得。有诏，益二千人。于是遣奉世将万二千人骑，以将屯为名，典属国任立、护军都尉韩昌为偏裨，到陇西，分屯三处。昌先遣两校尉与羌战，羌虏盛多，皆为所破，杀两校尉。奉世具上地形部众多少之计，愿益三万六千人，乃足以决事。书奏，天子大为发兵六万馀人。八月，拜太常弋阳侯任千秋为奋武将军以助之。冬，十月，兵毕至陇西，十一月，并进，羌虏大破，斩首数千级，馀皆走出塞。兵未决间，漢复发募士万人，拜定襄太守韩安国为建威将军，未进，闻羌破而还。诏罢吏士，颇留屯田，备要害处。
译秋季，七月，陇西郡郡治今甘肃临兆县羌族彡音宪姐、旁种两个部落造反。元帝召集丞相韦玄成等高级官员，举行御前会议。这时，粮食连年歉收，朝廷正在忧虑，突然传来羌族兵变的消息，韦玄成以下所有高级官员，震惊不知所措，没有人敢先开口。右将军冯奉世说：『羌民近在境内背叛，如果不及时扑灭，就无法控制远方蛮族，我愿率大军前往讨伐。』元帝问他需要部少部队，冯奉世说：『我听说，一个善于统兵的大将，不会作第二次动员，所载负的粮秣，不会超过三年所需，所以大军不至于长期被羁绊在原野之外，而是速战速决。从前，我们每每不能正确估计对手，大军才遭到挫败，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增派援兵，不但拖延的日子长，所需的军费多，而且国家的威望也受到损害。现在叛军约有三万人，依据兵法，攻击部队必须超过一倍，需要六万人。然而羌族军队的武器落后，只有弓箭与长矛，我们的部队可以减少为四万人，一个月足以解决。』然而，丞相、御史、车骑将军王接、左将军许嘉，都以为：『民间正逢秋收，不便在农忙时多征调人入伍，征发一万人前往屯守，也就足够了。』冯奉世说：『不可。天下百姓受到天灾饥馑的袭击，兵士战马不但体力瘦弱，而且数量也大都消耗，很久以来，战斗训练与武器、工事都已废弛。夷民狄民对边塞的漢朝官吏，早已不放在眼里，所以羌民才首先发难。而今我们用一万人，分开驻防几个地方，敌人发现我们兵力单薄，必然不会害怕。我们如果进攻，一定遭受挫析，损兵折将。如果固守，则不能拯救边民。这样，胆怯衰弱的形象完全暴露。羌民将抓着对他们有利的机会，各种族各部落，势将互相呼应，纷纷起兵。到那时候，我恐怕朝廷集结四万人的兵力都不够，花再多的钱都不能解决。所以，少发兵而拖延时日，与多发兵而一举解决，利与害之间，相差万倍。』他据理力争，然而，得不到支持。结果，元帝下诏，增加两千人的军队。于是派遣冯奉世率领一万二千兵马，以领兵屯田为名，任命典属国掌管归附漢朝的夷狄事务任立、护军都尉禁卫军中的高级军官韩昌作为助手，抵达陇西，分别屯驻在三处要塞。韩昌先派遣两个校尉，向羌民出击。羌民大举迎战，击溃漢朝军队，杀死两位校尉。冯奉世呈报山川地图和兵力分配计划，请求增援三万六千人。认为只有这样，才有把握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元帝看到冯奉世的上奏，发兵六万余人参战。八月，元帝任命太常九卿之一，掌管礼仪祭祀戈阳侯任千秋为奋武将军，作冯奉世的助手。冬季，十月，大军都到了陇西。十一月，数路并进，大破叛军，斩杀数千人，残余部众逃出边塞。在两军尚未决战的时候，朝廷又招募战士一万人，任命定襄郡郡治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太守韩安国为建威将军，还没有出发，听说羌族已经溃败，于是停止前进。元帝下诏复员，但也留部分部队开荒屯垦，防卫重要边塞。
评多年不打仗，面对突发的夷狄叛乱，大臣们手足无措。还是老将军冯奉世能挑大梁。他对局势的分析，确实很到位。杀鸡必须用牛刀，一次性投入重兵，直接碾压敌人，是最快的办法。在兵力上斤斤计较，一旦受挫，损失会更大。战国末年，王翦灭楚要用六十万大军，就是这个道理。李信自恃勇敢，觉得二十万就能搞定，结果被打得大败。冯奉世请求征调四万兵力，朝廷只给他一万两千人，便强令其出征，果然失利。好在朝廷知错能改，给他增派兵力。而不是把战败的责任推到他身上。这才取得了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