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9 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

问为学的最高境界是什么？

答这是孔子著名的“为学四阶段”论。孔子提出了人们在求学上进过程中的四个阶段，也可以说是一层比一层高的四个阶梯。第一个阶段，“共学”。大家在一起共同学习，这是比较容易做到的。第二个阶段，“适道”。在一起学习的人，未必能一起追求共同的理想，选择共同的道路。在这个阶段上能够一起走向道，就不那么容易了。第三个阶段，“立”。在能够一起走向道的人中，能够经受住任何艰难困苦和挫折失败的考验，始终如一地坚定理想信念，坚持自己选择的道路，这就叫做“立”，做到这一点就更不容易了。第四个阶段，“权”。事物的发展是复杂的，一个人，一项事业，要成功地达到理想的彼岸，不但在通常情况下需要“立”的坚守，而且在特殊情况下需要“权”的灵活。而在可与立的人中，能够在特殊情况下通权达变，灵活处事，既完成任务而又不失原则的人，更是少之又少。

全面理解和把握这四个阶段，对我们求学上进和交友处事都颇有教益。孔子把“权”作为最高的要求，更值得注意。那么，怎样理解“立”与“权”的关系呢？“立”与“权”的关系，也就是“经”与“权”的关系。“立”或“经”是指原则性，“权”是指灵活性。孔子和儒家强调“经”与“权”、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例如，周武王灭了商朝，诛杀了纣王。有人认为这是“以臣弑君”，是谋反。而孟子则认为，破坏仁爱的人叫做“贼”，破坏道义的人叫做“残”，这样的人就是“独夫”。纣王不合乎“为君之道”，是个“独夫”，周武王讨伐“独夫”纣王，是“救民于水火之中”。《周易》也把这一事件称之为“革命”，指出：“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这是儒家关于“经”与“权”相互关系的一个典型例证。臣要忠于君，这是“经”，是道德规范，是原则性。但是，如果君是纣王那样的暴君，则可以讨伐他，推翻他，这是“权”，是权衡变通，是坚持原则性前提下的灵活性。这和后世的愚忠思想是不同的。

这里还要特别指出，“立”或“经”是方向，是目标，是根本，一定要在“立”或“经”的前提下去讲“权”，离开了“立”或“经”这个前提，所谓“权”就会成为意志薄弱者、投机取巧者、投敌叛变者的借口。孔子说：“小人穷斯滥矣”_{《论语·卫灵公》}，指的就是小人不讲“立”或“经”，在穷困的境遇中便会胡作非为。

做好任何工作，都需要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这是一条历史的经验。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把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运用的出神入化，显示了他高超的决策智慧和领导艺术。周恩来曾经评价说：在运用决策艺术上，毛泽东同志“是最能坚持原则又最能灵活运用的领袖”_{《周恩来选集·上卷》}。